幾近“集體沉淪”的現實，顯然與行政化下的學校生態分不開。不僅學校領導，包括普通教師，要完成的工作不只是單純的管理和教學任務，教材購買、校服采購，他們都需要“經手”，這自然為腐敗埋下了隱患。

購買一套百元左右的校服，竟被教育主管部門、學校、班主任聯合吃掉十多元“回扣”。湖北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被曝光的校服腐敗案件引發關注。2015年7月以來，新華社記者先后四次赴當地調研發現，小小校服腐敗利益鏈條“不簡單”，上有紅頭文件“開道”、校服企業壟斷經營牟利，下有教育主管部門和中小學校“揩油”。

有說法稱，一百年前，校服是社會進步的象征；一百年后，校服是社會爭論的話題。“爭議”所在，一方面表現為校服在美學上的不足，另一方面或許就是校服采購存在腐敗空間。這些年來，隨著校服的普及，被曝光的校服腐敗現象也逐漸多起來，僅系統性窩案就有多起。其他諸如“高價校服”購置費所引發的爭議，更是隔一段時間就會出現。

恩施校服腐敗案件中，從上級教育主管部門，到學校層面，再到教師，幾乎都從校服采購上分了一杯羹，生動展現了一套校服被“雁過拔毛”的過程。這樣的系統性腐敗，在多年的過程中成了“潛規則”，大家都心照不宣，按比例拿分成。當校服成了各方利益實現的工具，也就難怪質量和審美都屢遭吐槽了。

在這起事件中，紅頭文件為校服腐敗“開道”，是一個值得正視的細節。在去年湖南衡山縣和衡東縣發生的教育系統窩案中，也同樣閃現著紅頭文件的身影。多名被檢察機關帶走調查的中小學校負責人，就被指與當地一家校園連鎖超市有關，而這家超市之所以入駐校園，就是因為有省、市、縣三級紅頭文件的“庇佑”。相較于正式的公共政策，這類系統內的紅頭文件由于有著較高的隱蔽性，外界一般無從得知，所以一般具有較大的隨意性。當前無論由中央到地方都加大了對于紅頭文件的管控力度，對教育系統紅頭文件的“泛濫”程度，不應該低估。

此外，這起校服腐敗案中，利益輸送的一個重要環節在于，當地學校后勤管理協會以會費的方式來為校服供應商設置資質門檻。以繳納會員費的方式來吸納會員，且只有會員才有資格成為當地的校服供應商，這與交“買路錢”何異？一個地市級的學校后勤管理協會本身是否有必要存在，也值得提出疑問。至少在這起事件中，我們看不到它在校服采購中的正面作用，反倒異化成了一個“名正言順”收取提成的“營利組織”。看來這方面的簡政放權力度，仍有待加強。

教育系統需要簡政放權的地方，還表現在原本一些屬于家長和學生的權利，應該及早下放交還。去年7月，教育部、工商總局等多家部委聯合下發《關于進一步加強中小學生校服管理工作的意見》，其中就指出學生可以自愿購買校服，也允許學生按照所在學校校服款式、顏色，自行選購、制作校服。若此政策得到落實，就將徹底改變校服采購由學校說了算的局面，那么相關方面借此進行權力尋租的空間勢必能得以有效壓縮。

我們通常講大學要去行政化，其實從中小學校所存的腐敗現象來看，它們也同樣需要去行政化。此次窩案中，恩施咸豐縣43所學校和教學點被查出全部存在校服腐敗，僅2012年至2015年期間，就共有768名教職員工收受提成。這樣一種幾近“集體沉淪”的現實，顯然與行政化下的學校生態分不開。不僅學校領導，包括普通教師，要完成的工作不只是單純的管理和教學任務，教材購買、校服采購，他們都需要“經手”，這自然為腐敗埋下了隱患。因此，中小學校同樣需要淡化非教學方面的職責。

以校服采購為代表的校園腐敗案件，雖然在腐敗的金額上較之其他“大案”可能不算高，但其長此以往所形成的“雁過拔毛”的灰色生態，卻構成了對社會基礎道德與正義的侵蝕。這也正猶如，在每一起校服腐敗案中，我們看到的社會治理缺憾的“虱子”對校服的侵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