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特與伊朗之間兩國不僅斷交，而且還將戰場延伸到了也門。美國等大國在中東政治的退潮帶來了權力的重新洗牌，沙特和伊朗已然成為中東地區的兩強。顯然，這兩個國家還沒有學會在新情勢之下如何相處。

自近代以來，中東地區被卷入到國際秩序之中，就處于一種依附性的狀態。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中東國家紛紛獨立，但是地區秩序的依附性并沒有改變，從屬于美蘇的冷戰秩序。彼時，大國施加的秩序“覆蓋”了中東地區的復雜性和多元性。

直到1979年霍梅尼革命之后，政治伊斯蘭主義興起，加上這一年蘇聯入侵阿富汗，中東地區開始出現了自主性的力量。當然，霍梅尼革命之后伊朗開始輸出革命，引爆了兩伊戰爭。持續8年之久的戰爭，在中東形成了反伊朗的聯盟，這成為中東自1979年以來地區秩序的基本特征。

在美國的保護之下，沙特的石油進入全球市場，并依靠豐富的石油美元來伸張自己的宗教主張。但是，沙特又可以保持自己封閉的狀態，成為一個與美國在價值觀和意識形態上格格不入的盟友。沙特在很長時間以來對中東秩序施加的影響比不上德黑蘭和巴格達。

2001年和2003年的兩場戰爭開啟了中東秩序重構的大幕，塔利班和薩達姆都被美國推翻了，伊朗從而獲得了重塑中東乃至地區秩序的機會。隨著美國從伊拉克撤軍，中東地區內在的脆弱平衡被打破了，反伊朗聯盟已經勢單力孤，從德黑蘭經巴格達到大馬士革已經形成了什葉派的新月地帶。這也再次激活了什葉派和遜尼派的千年爭斗的記憶。

奧巴馬上臺之后，逆轉了前任的中東政策，采取了不介入的孤立主義做法。敘利亞內戰之后，美國采取了觀望的態度，沙特對美國的做法大為不滿，自己集合海灣君主國的小兄弟們一起介入敘利亞事務。雖然奧巴馬和沙特新國王薩勒曼也實現了互訪，但是，美國已經不是反伊朗聯盟的盟主。伊朗核協議逆轉了1979年以來美伊關系的對立，改變了沙特的安全環境。這無疑觸動了沙特的敏感神經，從派兵打擊也門胡塞武裝就能看出沙特的焦慮感。

“伊斯蘭國”的崛起背后是巴格達和大馬士革喪失了塑造中東秩序的能力和機會，而埃及經過幾年的動蕩也難以介入其中。環顧中東，土耳其、伊朗和沙特已成三強，而沙特和伊朗則已經針鋒相對。中東既有的安全結構已經坍塌，權力出現真空，但是這一地區卻從沒有學會如何建立自主與均衡的安全秩序，還沒有習慣信任自己的鄰國。沙特與伊朗之間眼花繚亂的博弈背后，則是中東脆弱無力的安全現狀。沒有“國際社會”介入，中東能走出當下的亂局嗎？

□孫興杰（吉林大學公共外交學院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