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成為熱詞。有人認為，中央提出供給側改革表明我們放棄了凱恩斯主義經濟政策，轉向供給學派的主張。之所以會出現這種似是而非的觀點，根子在于有些人習慣于照搬套用別人的理論來分析自己的實踐、解決自己的問題，沒有勇氣也不善于作出創新性理論概括。

顯然，我國以前實行的經濟政策并非凱恩斯主義。凱恩斯主義屬于短期需求管理政策，主張在經濟蕭條時通過擴大投資刺激經濟，但投資可以是組織工人挖溝再填上這樣的無效投資。而我國前些年的擴大投資，主要是投資于基礎設施建設、經濟社會發展薄弱環節等，既有利于當期擴大需求，又有利于經濟社會長遠發展。這已經超越了凱恩斯主義。因為我國作為發展很不平衡的發展中大國，經濟社會各方面還有很大發展空間，投資遠未飽和。現在積極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也明顯不同于供給學派。供給學派主張從供給角度分析經濟、穩定經濟，主張減稅，但反對政府干預經濟、反對產業政策。這與我們強調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產業政策要準”根本不同。還應看到，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在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同時依然強調“適度擴大總需求”，這也與“從凱恩斯主義轉向供給學派”不搭界。

可見，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適應和引領我國經濟發展新常態的重大創新，而不是對別人理論、做法的模仿翻新。如果認識不到這一點，就會誤讀中央決策部署，就會誤導社會公眾，造成不良后果。這表明，立足自己的實踐作出創新性理論概括是多么重要。

作出創新性理論概括，是國情使然。中國是歷史悠久的大國，中華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綿延五千年沒有中斷過的文明。同時，我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最大的社會主義國家、最大的經濟體制轉軌國家、最大的新興市場經濟國家。在這樣的國家搞建設、搞改革、搞發展，照搬任何人的理論、模式、經驗都是行不通的，必須從我們自己的實際出發，走自己的路，作出自己的創新性理論概括。

作出創新性理論概括，是問題倒逼。今天，人類社會的復雜程度遠超以往，發展變化之快遠超以往。從國際看，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文化多樣化、社會信息化大潮奔涌向前；從國內看，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和綠色化齊頭并進。應對這種前所未有之大變局，解決全新的經濟社會問題，老理論不管用，別人的理論不適用，必須作出自己的創新性理論概括。

作出創新性理論概括，是時代呼喚。當今時代，新產品、新產業、新業態、新商業模式層出不窮，技術信息每兩年增加一倍，一個大學一年級學生所學的知識到三年級就有一半會過時。3D打印、無人駕駛汽車、云計算……這些新技術新發明必將深刻改變人類社會，但仍有專家認為，20年后最偉大的產品現在還沒有被發明出來。處在這樣一個傳統與現代快速更替的年代，只有不斷作出創新性理論概括，才能趕上時代、走向未來。

作出創新性理論概括，并非閉門造車、另起爐灶，而是在吸收借鑒人類一切優秀文明成果的基礎上，對新實踐提出的新問題作出時代化、本土化解答。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一重大創新就包含前人探索的成果，但同時，它又是立足我國經濟發展新常態的創新性理論概括、前瞻性政策安排。它找準了當前我國經濟下行壓力加大的病根，即產能過剩嚴重，存在大量無效供給，而有效供給不足，供給結構不適應需求結構變化，無效供給占用著有效供給的資源；開出了對癥的藥方，即進一步打破體制機制障礙，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進而實現優勝劣汰、市場出清，提高供給的適應性和靈活性，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提高資源配置效率，推動經濟轉型升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