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已經進入新常態，正處在由10%左右的高速增長向中高速增長的轉換過程之中，背后則是結構、動力、體制政策環境的轉換，由此也可以稱其為“轉型再平衡”，即由高速增長平臺上的供求平衡轉向中高速平臺上的供求平衡。

劉世錦

從加入WTO到提出推動全球治理體制變革，從“十五”到“十二五”，隨著中國經濟體量的躍升，經濟發展和對外開放的路徑選擇又走到了節點。

傳統經濟體制和發展模式的潛能趨于消退，人口與資源環境約束趨緊，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日益緊迫。“十三五”期間，新常態的中國經濟進入“轉型再平衡”的關鍵時期。

“中高速增長的均衡點何時達到仍具有不確定性，有可能在今明兩年達到。” 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副理事長、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劉世錦對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解釋。

12月21日結束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有人以為講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否定‘三駕馬車’需求側政策。需求側政策并非不可用，而是不能只靠需求側政策，也難以將其作為重點。”劉世錦分析。

劉世錦強調，供給側改革可以對宏觀調控政策進行必要調整，如此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已經提出的降低企業稅費負擔，但重點還是在微觀層面，通過實質性的改革措施，進一步開放要素市場，打通要素流動通道，優化資源配置，全面提高要素生產率。

轉型再平衡

《21世紀》：在當前的經濟結構中，“需求側”和“供給側”發生著怎么樣的變化？

劉世錦：中國經濟已經進入新常態，正處在由10%左右的高速增長向中高速增長的轉換過程之中，背后則是結構、動力、體制政策環境的轉換，由此也可以稱其為“轉型再平衡”，即由高速增長平臺上的供求平衡轉向中高速平臺上的供求平衡。

以往長時期支撐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基礎設施、房地產等相繼出現歷史需求峰值，出口的高增長也由于國內要素成本和匯率上升而難以為繼。在需求增速回落的同時，供給側相對應的重化工業也開始調整，但調整幅度遠不及需求回落幅度，于是出現了嚴重的產能過剩，并引發了PPI超過40個月的負增長，最新的PPI已達-5.9%，導致了中國式的結構性通縮。

與增速下行壓力相比，更具挑戰性的工業企業利潤超過一年的負增長。利潤負增長非同小可，持續下去將會加大金融財政風險壓力。最新數據顯示，這種負增長仍在加劇。分析顯示，煤炭、鋼鐵、鐵礦石、石油、石化、建材等過剩最為嚴重行業在PPI和利潤下降中占到70%以上的份額。

《21世紀》：預計需求側和供給側的調整何時可以完成？

劉世錦：中國經濟達到中高速增長平衡點，將會有兩個“底”。一個是“需求底”。房地產投資增速已經由以往的高增長回落到最新的月度同比負增長，當房地產投資增速由負轉正時，將是房地產投資乃至中國經濟從需求側來看的經濟增速觸底的信號。估計這個“需求底”有較大可能在明年年中左右看到。另一個是“效益底”，即工業企業利潤增速由負轉正，并保持可持續的增長。這個“效益底”的出現，直接取決于減產能的力度和進度。但目前來看，仍有相當大的不確定性。如果“效益底”滯后于“需求底”遲遲不能出現，經濟很可能落入低效益、高風險的特殊困難時期。

全面提高要素生產率

《21世紀》：那么如何避免宏觀經濟落入低效益、高風險的特殊困難時期？

劉世錦：擺脫這種困局，首當其沖是高度重視并大力度減產能，同時解決其他領域“低效率洼地”問題。這樣就涉及到需求側政策的局限性。供給和需求是現代經濟活動互為關聯的兩個方面。所謂“三駕馬車”是對需求側消費、投資、出口活動的通俗描述。有人以為講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否定“三駕馬車”。這種看法會導致誤解，而且低估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意義。解決中國經濟當下面臨的轉型期結構性問題，需求側政策并非不可用，而是不能只靠需求側政策，也難以將其作為重點。

例如，對一個時期以來的通貨緊縮現象，主張放松貨幣的聲音很大。從成因來看，中國目前的通縮與某些西方國家曾經出現的通縮全然不同，不是由于流動性不足，而是緣于增長階段轉換期的結構性嚴重過剩。對此類通縮，僅是放松貨幣不大可能有效，這正是近些年連續降準降息，過剩問題有增無減的原因所在。

在增長階段轉換的大背景下，需求側的刺激政策主要是防止短期內增速下滑過快，而不可能通過刺激政策使過剩產能不再過剩。這個“度”過了，所刺激起來的很可能是短期內無現金流和經濟效益、長遠效益和社會效益也難以確定的低效或無效投資。另一個同樣不能忽視的問題是，注意力放在需求側刺激上，很可能錯過減產能、實現轉型再平衡的有利時機。

因此，在這種情景下，供給側改革的必要性、緊迫性顯而易見了。

《21世紀》：應該如何推進供給側改革？

劉世錦：供給側改革也有宏觀和微觀之分。供給側改革可以對宏觀調控政策進行必要調整，如此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已經提出的降低企業稅費負擔，但重點還是在微觀層面，通過實質性的改革措施，進一步開放要素市場，打通要素流動通道，優化資源配置，全面提高要素生產率。

具體地說，優先和重點的改革領域包括如下五項。

第一，對減產能要采取果斷管用辦法，在一定時間內取得實質性進展。理想辦法是通過市場化的優勝劣汰擠出過剩產能，但在現有體制條件下，尤其對國企占主導地位的重化工業領域，市場機制作用有限。可考慮由國家層面確定減產能總量，按現有產能將減產配額分配到各地，同時允許配額交易，這樣優勢企業可以不減，還可以去買劣勢企業配額。同時在解決“人”和“債”問題出臺得力政策，如將部分國有資本轉入社保基金，解決職工安置問題；對相關銀行壞賬允許核銷等。同時要推動優勢企業主導的市場化的兼并重組。

第二，進一步放寬準入，加快行政性壟斷行業改革。放寬準入，既要“放小”，更要“放大”，在行政性壟斷問題突出的領域，如石油天然氣、電力、電信、鐵路、醫療、教育、文化、體育等領域，引入新的投資者，鼓勵和加強競爭。有的領域，表面上看投資已經不少了，如果放寬準入，還有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的很大空間。我們現在最需要的，是那些能夠真正提高效率的投資。

第三，加快城鄉之間土地、資金、人員等要素的流動和優化配置。中國城市化還有很大發展潛力，但重點不在現有的大城市，而在大城市之間。要把以往孤島型城市轉變為網絡型城市，進一步拓展城市帶、城市圈，在大城市之間帶動大量小城鎮發展，推動互聯互通和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帶動人口居住和產業布局的再配置，由此將可引出可觀的基礎設施和房地產投資機會。農民要進城，城里的人員、資金等也有到小城鎮和下鄉的意愿，要下決心打破城鄉間土地、人員、資金等要素流動、交易、優化配置的諸多不合理體制和政策限制。農民所擁有的資產只有在確權的基礎上允許流動、允許交易，價值才能充分顯現，利益才能得到真正維護。

第四，加快產業轉型升級、精致生產。盡管服務業比重超過制造業，但制造業仍然是國家競爭力的核心所在。服務業中發展潛力最大的生產性服務業，直接服務于制造業轉型升級。必須牢固確立制造立國的理念和政策導向，推動制造業由粗放經營轉向精致生產，倡導“工匠精神”，把活做精做細，提高附加價值比重，向全球價值鏈的中高端提升。借鑒日本等國的成功經驗，全面實行加速折舊政策，此舉相當于向企業減稅，同時起到促進設備更新、擴大投資需求的多種效應。

第五，尊重創新規律基礎上培育創新環境。與模仿為主的發展相比，創新面臨的不確定性大大增加。必須通過市場上的大量試錯，提高創新成功的概率。政府習慣于居高臨下地做產業規劃，但創新從本質上說是很難規劃的，最重要的是著力創造有利于創新的環境，包括保護產權特別是知識產權，穩定企業家、科研人員的預期，排除泡沫經濟的擾亂，促進創新要素流動，培育人力資本，改造金融支撐體系等。要把培育創新環境與地方競爭結合起來，推動形成若干個有吸引力、影響力的創新中心。

以上重點領域改革，集中于要素市場，這將是供給側改革的主戰場。過剩產能、低效無效要素要出去，有競爭力的、創新的要素要進來，通過生產要素的進一步解放、流動和優化，攻占經濟生活中仍然隨處可見的低效率洼地，形成全面提高要素生產率的新格局。

去產能與新動力

《21世紀》：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積極穩妥化解產能過剩。那么嚴重過剩行業的產能減多少才算到位？

劉世錦：市場經濟中適當程度的產能過剩是常態。這里，我們定義的“嚴重”產能過剩，是指過剩超過正常水平，影響到企業生產和盈利的可持續性。近年來我國增長速度回落，主要是與高投資對應的重化工業增速回落。盡管對過剩問題早有警覺，但幅度之大仍然超出預期。一個重要原因，是對重化工業內部的加速原理缺少理解。在這些行業的上升時期，由于“需要更多的鋼就要新建鋼廠，而建鋼廠本身就要耗費鋼”，這種“自我循環”帶動了重化工業異乎尋常的快速增長。而到回落時期，“加速原理”在相反方向也起作用，使回落幅度超出預期。這正是近年來鋼鐵、煤炭等產品需求和價格一跌再跌的原因所在。

供給回落慢于需求回落，于是出現了PPI迄今40多個月的負增長，幅度超過5%，也就是中國式的通縮問題。相應地是工業企業利潤一年多來的下降。9月份數據顯示，下降幅度還在加大。具體分析，煤炭、鋼鐵、鐵礦石、石油、石化五大行業的出廠價負增長幅度達20%左右，對全部工業PPI負增長的影響達到80%左右，對工業利潤負增長的影響也大體是這個比例。走出這種困局的出路，是在相關行業，重點是上述五大行業實質性減產能，幅度應在30%左右。產能下來了，供求趨于平衡，PPI才能恢復正增長，企業才能恢復盈利和再生產能力。

《21世紀》：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培育發展新產業，加快技術、產品、業態等創新。未來經濟增長的新動力(310328,基金吧)都有哪些？

劉世錦：新動力大體可分為以下三類：一是新成長產業，主要是生產性服務業，如信息服務、物流、研發、金融等；與居民消費水平升級相關的服務業，如醫療、文化、體育等產業；制造業中的新技術產業，如大飛機制造等；二是產業轉型升級，機器替代人工、綠色發展等；三是創新而產生的新增長點，如網購等互聯網+所帶動的有關行業。以上分類是相對的，往往相互交叉、相關融合。

新動力有如下值得關注的特點。第一，對沖力有限。盡管還有新產業涌現，但像房地產、鋼鐵、汽車等能夠將經濟推向高速增長的大支柱產業基本上找不到了。在數量上對沖已有產業下降的能力有限。第二，新要素組合。新增長領域基本上是以提高要素生產率為特征的，在價值鏈上說是“上臺階”的。這就要求與以往大不相同的要素組合。第三，替代性增長。這些新領域大都是新增長空間擠壓舊增長空間，更多體現了增長方式和質量的改進，同時也會引起利益關系的重組乃至沖突，如網購快速發展的同時傳統商業放緩以至衰落，部分知名品牌商場關閉；網上打車與傳統出租車的沖突；機器人上崗與人的下崗，等等。

“六可”目標

《21世紀》：那么未來如何判斷供給側改革是否有效？

劉世錦：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企業盈利水平是需要特別關注的核心指標。中國經濟轉型，一定意義上說就是企業盈利模式的轉型。增長速度和效益的關系相當復雜，在特定增長狀態下，存在一個最優結合點。上面的分析表明，存在嚴重過剩產能的較高增長速度，將會降低企業利潤，這就存在著穩增長與穩效益的矛盾。只要企業盈利處在一個正常或改進的狀態，增長速度高一點、低一點就不會成為很大問題。也可以說，與企業好的盈利狀態相對應的速度就是一個合理的、好的速度。我們曾經提出過“企業可盈利、就業可充分、財政可增收、風險可控制、民生可改善、資源環境可持續”的“六可”目標，其中核心是企業可盈利，這一條好了，其他幾條才有保障。供給側改革是否深入并取得成效，企業盈利水平將是一個關鍵的度量指標。

《21世紀》：隨著增長速度放緩，包括東北和山西等地在內的部分地區困難突出，成為新的“問題地區”。對這些“問題地區”，有何政策建議？

劉世錦： 這些地區大都資源密集、重化工業為主，主要分布在東北和中西部。新的“問題地區”出現，提出了一個重要警示，即中等收入陷阱的風險不容忽視。從全國看，已經不大可能落入拉美式的中等收入陷阱，因為我國已經越過了那些國家落入陷阱時人均收入4000-6000國際元（購買力評價指標）的階段。但在進入高收入社會之前，部分地區增長放緩、停滯，落入某種陷阱的可能性依然存在。這些新“問題地區”在經歷了一段時間的高速增長后增速大幅下滑，新增長動力不大明朗。高增長主要依賴高投資，有些地區甚至出現了投資總量接近或超過GDP的奇特情景。如果這些地區是獨立經濟體，意味著過去的高投資大量依賴引入外債，隨著增長回落、競爭力下降，很可能出現匯率貶值、資金流出，進而陷入債務或其他類型的經濟危機。

這些新“問題地區”的一個重要特點，是重化工業回落與國有企業為主的體制并存。重化工業回落有其規律性，但如何應對則反映了體制特點。近些年增速回落幅度較大的，除了重化工業外，還有出口產業。出口產業在過去長時間內保持了20%以上的增長速度，近年降幅很大，今年以來甚至出現了負增長。與重化工業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出口產業進行了力度很大的調整，企業關閉、人員流動、債務重組，尤其是適應市場變化而進行的轉型升級，但這些調整基本上是靜悄悄進行的。出口產業是我國市場化程度最高、參與國際市場競爭最充分的產業，對增長回落的應對方式較好地體現了市場經濟中結構調整的特征。

這種比較對如何解決“問題地區”的問題有重要啟示。在經過一個時期減產能的調整后，國內外市場對重化工業仍有長期穩定的需求，這些產業特別是裝備工業產業升級的空間很大。關鍵是這些“問題地區”能否在壓力和挑戰中抓住機遇，真正從困境中走出來。國際經驗顯示，有的“問題地區”由此一蹶不振，陷入長期衰退。東北等老工業基地經過十幾年實行振興政策后再次落入困境，政策本身值得反思。如果繼續沿用倚重扶持、推遲或避免深層改革的路子，必定無法應對大幅減產能、產業轉型升級、創新驅動的新挑戰，且要延誤時機。必須用改革開放的思路和辦法，走出一條地區振興的新路。

例如，加快企業減產能、轉型升級進程；對制造業基礎好的地區，大力度推動國有企業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推動跨地區、跨所有制的企業重組。還可考慮與市場經濟發達地區對口合作，創建令人耳目一新的新經濟特區。與此同時，要保持產品和要素市場足夠的開放度，通過人口流動，逐步達到地區之間人口數量與收入水平大體平衡的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