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個人對世界沒有理解，對他人與自己之間的關系沒有理解，他不可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只有觀察并認識到虛無，才有可能承擔并克服它。

格非

從小，母親就告訴我不要做個老實人。她一直想把我變成一個見風使舵的人。她的那些教訓永遠是“有防人之心，切勿沖在前頭”。我理解她，因為她經歷過中國過于殘酷的社會現實，在戰爭、饑餓和三年自然災害面前僥幸存活。“退一步”是她古老的智慧。她的擔心到了什么程度?之前朝鮮的張成澤被處死，她打電話叮囑我不要出門。

但我從來沒有被母親的世界觀同化。我常常在思考的問題是：如果一個人單純為了過一種安全的生活，你會失去什么?活著有什么意義?另外，我母親也不是遇事畏首畏尾的人，她總是忘記了她的那些處事秘訣，在關鍵的時候表現出非凡的勇氣，臨難不茍且。

當下很多人，不管現實狀況如何，相信簡單的進化論，相信美好的世界會從天而降，相信世界永遠都會有希望，未來總是好的。這種廉價的樂觀主義是享樂主義的文化塑造出來的。當然我也不是一個完全的悲觀主義者。我很認同魯迅先生的觀點，未來如何取決于我們當下的所作所為。

如果一個人沒有認識到虛無，是很可悲的。

我是一個保守的人，比較難實現自由。自由的問題很復雜。首先，我們這個社會普遍看重的是經濟和物質自由。現在最流行的一個概念是財務自由。你有錢了可以做很多事情，但這是真的自由嗎?自由往往是表象，你在追求這種自由的過程中往往會被控制得更緊。我說自由很難實現，是因為當今社會的控制無處不在。有些控制是更為隱秘的，還有一些存在于我們內心，也就是個人無名的欲求和執念。追求個人的自由，前提是對我們生活于其中的世界要有很好的分析能力，對自我要有省察力。

我們不要覺得虛無是壞東西。如果一個人沒有認識到虛無，是很可悲的。他對這個世界是什么樣根本不了解。只有觀察并認識到虛無，才有可能承擔并克服它。比如說，認識到人的生命的有限性，在這個前提下才可能去嘗試有意義的生活。這個問題我思考了很多年，今天是第一次跟記者談到。

樂觀有時也需要自我強制。比如我有了孩子以后，我會強迫自己樂觀。這種樂觀是一種沒有任何附加條件的假設。也就是說，即便你認為這個社會沒希望，你也得假設它有希望。我認為這是一種終極性的道德勇氣。如古人所說的，知其不可為而為之;或者像保羅·蒂里希所說的，完全不顧“非存在”的威脅，去肯定自己的存在并賦予它意義。蒂里希認為卡夫卡和加繆就是這樣的人。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貝多芬和舒伯特也是這樣的人。貝多芬很絕望，但他的悲傷最后一定會回到強力，回到肯定。而舒伯特呢，他在絕望中的肯定，是回到壯麗的美。悲傷在云開霧散后，你仍然能感覺到，但它已經能夠撫慰你的心靈。

霧霾這么重，人不可能有什么尊嚴。

我特別喜歡這次的采訪題目，“世界觀”。如果一個人對世界沒有理解，對他人與自己之間的關系沒有理解，他不可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這個社會讓我感到不能忍受的方面很多。比如腐敗、享樂主義和消費主義，法制的不健全、環境污染，等等。要解決這些問題，簡單化的思維無濟于事。最根本還是人的問題，是文化的問題，是價值系統和世界觀的問題。就拿霧霾來說，霧霾背后是排放問題，但超量排放、監管不力，甚至地方政府部門眼開眼閉，其背后是利益驅動。在這些現象的背后，是我們到底如何理解生命的問題，如何面對自己的欲望問題。在我看來，最根本的還是人的覺醒問題。

二十年前，我就對環境問題產生了嚴重焦慮。在《春盡江南》中，霧霾是作為象征性的意象出現的。簡單來說，人最重要是有尊嚴。霧霾這么重，人不可能有什么尊嚴。

說到我這輩子最崇拜的人，當然還是我的母親。

有個奇怪的悖論，我媽媽這樣老勸我不要冒險的人，這輩子卻有三四次都處在非常危險的境地。一次是在“文革”期間，她當時偷偷將一個赤身裸體被吊在牛圈里奄奄待斃的人解救下來，連夜送到長江中心的島上，交給我舅舅保護起來。這個人一直活到我上大學。前幾年，我們當地有個年輕人死于工廠事故。工廠拒絕任何賠償，全家老少束手無策。媽媽原來也不想管，但她在葬禮上看到年輕的遺孀手里抱著那么小的嬰兒時，眼淚再也止不住。年近七旬的她和村里五六十個老少，當天就包圍了這家工廠，最終為死者爭取到了賠償。總體上講，我母親是個明哲保身的人。但在關鍵時候，她總是豁得出去。這是非常了不起的。我很多時候不如她。

很多人問我要不要出國，包括老家的一些老板。我很少給他們什么明確的建議，因為我無力承擔別人的命運。但我骨子里非常厭惡時下趨之若鶩的移民時尚。

有人說我農民，我會覺得是一種很好的表揚。

很多人見我都問，這件西裝怎么哪個場合都穿(指了指身上的衣服)。的確，我二十多年沒買過西裝了，沒有必要。洗衣服的水，我和我的一些朋友都會留著拖地沖馬桶。垃圾處理當然很重要，可最重要的是減少垃圾的產生，節制自己的欲望。

佛教講專注，但今天的每一個當下都被工具論的思維毀壞了。我們吃東西是為了吸取營養，不再知其味;交談是為了生意，并不是交朋友。

這大半輩子我有過很多錯誤的認知。個人的經驗有局限性，我老是告誡自己，不要太自信，要重視跟自己意見完全相反的人。我曾經徹底推翻過自己的認知。比如在上世紀80年代的時候，我和一些朋友的精英意識很強，一心想著啟蒙就靠我們這些人啦，進步也靠我們啦，看不起庸俗的小市民。可后來我發現那些庸俗的人其實并不庸俗，從道德上說，他們其實一點都不比那些所謂精英遜色。每一個人身上都有其優點，作為作家，你不見得就比你筆下的人物具有優越感。理解別人，就是理解我們自己。

有記者問我為什么不能再寫《褐色鳥群》那樣的作品，要說明白其實頗費周折。大致有兩個原因：一是由于社會的急速變化，在上世紀80年代支撐著先鋒小說創作的政治背景和文化機制已經消失了;二是除了精英，我希望普通讀者也能理解我的作品。

過去要是有人說我身上有農民氣，我會好幾天心里不舒服。背后其實是精英意識在作怪。現在如果有人說我農民，我會覺得是一種很好的表揚。

格非答問

問：你更相信直覺還是理性?

答：很多時候我們剛冒出來的想法基本上是不準確的。太多道德概念、固有偏見一下子把你的腦袋裹挾了，很容易喪失理智。比如藥家鑫案，開始我也非常憤怒，后來會思考這個孩子的思維邏輯是怎么形成的，當他用一個更大的罪惡去掩飾一個過失的時候，這一行為背后的心理機制是什么。

說到對世界的認識，直覺很重要。每個人都有很好的直覺。它之所以變得遲鈍，是因為我們往往無視它的存在，心甘情愿地把自己交給社會流行話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