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州媒體報道，大學生小閆發現自家大門外有個鳥窩，于是將鳥窩里的12只鳥掏了出來，養了一段時間后售賣，后又掏了4只。這件事情，已經終審判決，小閆和他的同學分別獲刑10年半和10年，并處罰款。

乍一看去，對于許多有過大自然體驗的人來說，掏鳥窩這樣一項頗具娛樂性的鄉村體育活動，居然一不小心就變成了重罪，太不可思議。我本人起初也覺得頗為不忿，對還年輕的大學生，法院何以忍心下此重手。

但案件本身不是短短的通訊稿就能描述清楚的，參考更多的信息以后，不難發現媒體報道中的偏差正是現在大規模輿論熱議的起點。

報道提及是在大學生放假回家之后的無聊，這無疑給了公眾輿論一個同情心的基礎。如果撇開這些身份信息，而是某個鄉村青年，社會輿論就不會如此聚焦。

動物保護和一般刑事犯罪又有不同，一般刑事犯罪是普通人能夠感知和判斷的類型，動物保護則是法律生造出來的場景。我國對動物保護法律的宣傳普及工作并不夠，普通人對于動物保護本身缺乏感知，如果僅僅定義在掏鳥窩之上，對捕獲燕隼并出售的行為判刑，嚴重地傷害了普通人的感知。

對照判決書和相關法律規定，當事人獲得了燕隼以后，并主動出售，客觀上就是觸犯了動物保護條例。而參照司法解釋，涉案隼類10只以上即被定性為情節特別嚴重。法院判決固然沒有納入更多柔性的因素，但就具體的定罪和量刑而言，還是非常標準地依據了法律。

這件事情當然也有值得探討的地方，比如動物保護如何能與普通人生活走得更近，而不會讓人覺得異常遙遠和冷酷。也可以探討刑罰是否能有更合理的分布，尤其是面對距離普通生活較遠的動物保護法，能否有更彈性的處罰機制，對社會危害程度的不同做出更適宜的處罰，從而使得法律更貼近生活，更好被公眾接受。

但就現在的情況看來，不僅動物保護的知識無法通過這一案例進行傳播，更多輿論反而將這一案件與司法公信力捆綁。問題就在干擾信息太多，而主要信息缺失。

重新講一次這個故事，兩個青年掏了燕隼的窩，知道了可以賣錢，而且清楚地標明了名稱，放在網上銷售。之后，他們又去抓了一次燕隼用于出售，被公安抓獲。最后，法院根據法律和司法解釋，認定他們觸犯相關條款，且數量超過10只，行為屬于情節特別嚴重，同時考慮減輕情節，于是按起點刑判罰。看完這個故事以后，許多將此事件貼標簽為無知大學生掏鳥窩的意見就失去了基礎，對當事人無緣無故的同情也失去了基礎。

我國的動物保護事業起步太晚，而絕大多數人還擁有過殘忍殺戮的童年，大眾認知和法律規定極其容易擦槍走火。我國的動物保護法規還需要完善，更需要面向大眾普及。而就此事而言，還需要媒體的專業報道，和圍觀者冷靜地獲取信息，否則一起很好的普及動物保護法律及探討法律完善的機會，只能變成大眾的宣泄。

□姚遙（法律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