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潔夫

11月23日，菲律賓首都馬尼拉，亞太醫學論壇如火如荼地進行，來自中國的醫生、全國政協常委黃潔夫在論壇上發表了題為《器官移植與生命饋贈》的專題演講。除了參加學術論壇，黃潔夫此行還有一個重要議程——參加25日顧氏國際和平獎的頒獎典禮。因為在推動中國器官捐獻事業方面成績卓著，黃潔夫成為今年顧氏國際和平獎的19位獲獎者之一，這也是我國大陸首次獲此殊榮。

顧氏國際和平獎，與諾貝爾和平獎一起，被并列為聯合國備案的兩個和平獎，主要獎勵在科學發現、政治文化、藝術文學、醫藥衛生、慈善宗教、商業經濟、國際事務等領域致力于促進人類和平、和諧、尊重人類生命與尊嚴并做出杰出貢獻的個人和團體。

每一屆顧氏和平獎獲得者中不乏政府要員，今年同樣如此，比如白俄羅斯前總統斯坦尼斯拉維·舒什克維奇等。與這些獲獎者相比，“醫生”黃潔夫的身份似乎是個“例外”。談到獲獎，這位全國政協常委、前衛生部副部長平靜地告訴記者，“雖然這個獎項頒給了我，但表彰的是中國國家器官捐獻事業的進步，是屬于集體的榮譽?！?/p>

“是中國的器官捐獻事業?！痹谔岬健熬璜I”二字時，黃潔夫輕柔的語氣頓了頓，特地加重了聲調，“只有器官移植所使用的器官來源于公民自愿捐獻，這項事業才能跟公民的利益聯系在一起，也只有公民捐獻成為唯一的器官供體來源，普通的老百姓才能享受器官移植服務，英文稱之為Socialinterdependence（社會共生）?！?/p>

黃潔夫（左）在手術中

來自基層政府的特殊請求

事實上，只有中國的器官移植事業獲得國際社會認可，普通老百姓才能享受器官移植服務，這項事業才能獲得老百姓的擁護并步入良性發展軌道。今年，黃潔夫率隊去廣東調研的一次經歷，讓他加深了這樣的感受。

“您去年宣布自今年1月1日起在全國全面停止使用死刑犯器官，公民捐獻將成為器官移植的唯一供體來源之后，我們很感動，也很受鼓舞。惠州有580多萬人口，不少人愿意加入器官捐獻和移植的行列中來。但現在整個惠州市沒有一家有資質從事器官捐獻和移植的醫院，老百姓的需求受到很大限制。您能否向紅十字會會長陳竺同志反映一下我們基層政府的希望，讓惠州也能有一家可以從事器官捐獻和移植的機構。如果有了這樣的機構，我們惠州市委政府承諾，老百姓做腎移植的全部費用，可以進入大病救助，由醫保全覆蓋?！苯衲?月，黃潔夫率全國政協教科文衛體委員會赴廣東調研時，惠州市政府領導向他表達了這樣一份特殊請求。

黃潔夫介紹，器官移植可以直接改善患者的生活質量，恢復病人的生活能力。比如腎衰竭患者，在接受腎器官移植之后，就不再需要每周都去醫院做2到3次透析，他們可以繼續從事勞動。器官移植是關乎生死選擇的醫療手段，應屬于大病救助的范疇。并且，器官移植的費用要遠低于常規治療，比如做腎移植所需費用僅為透析所需費用的1/3，所以政府就有積極性去推動這項事業的發展。回京后，黃潔夫跟陳竺同志報告了此事，他們表示明年將分別在人大和政協提交有關此問題的議案和提案。

這份請求，也反映出中國器官捐獻體系雖已建立，但渠道還不夠暢通，前行之路依然困難重重的現狀。為這份事業，黃潔夫和中國器官移植領域的醫生已經奮斗了20年。

二十年的堅守

做一名出色的外科醫生，一直是黃潔夫堅守的理想。

1963年，黃潔夫進入廣州中山醫學院學習醫學，1979年成為“文革”后中國首批研究生，1984年出國前往澳大利亞悉尼大學國家肝移植中心進修，學成歸國后便致力于中國肝移植事業的發展。他說，過去中國器官移植的兩種來源一是親體捐獻，一是尸體器官，后者于2009年以前基本上來自死刑犯。

1994年，黃潔夫曾經跟隨器官移植的供體組（器官移植分為供體和受體兩個組，供體組負責摘取器官，受體組負責移植在患者身上）前去刑場。器官摘取現場讓他至今不堪回首，這個過程難以體現醫生敬畏生命的倫理，也讓他決定要“改變這種狀況”，它讓“醫生和死刑犯都喪失了尊嚴”。

在黃潔夫看來，身為醫者應始終保持悲憫之心，保持對生命的敬畏和尊重。即使這個人是罪有應得的死刑犯，被剝奪了政治權利，但他生命的尊嚴也同樣應得到尊重。

而在現實中，中國的器官移植醫生不得不時時面臨職業選擇的兩難糾結：一邊是器官衰竭的病人，需要靠器官移植來挽救生命和家庭；另一邊，本該慶祝手術成功的喜悅卻時時和死刑犯器官獲取的情景聯系在一起，讓這個行業的醫生倍感無奈和尷尬。

“其實，只要有公民的自愿捐獻體系，醫生是絕不會采用死刑犯器官的。因為要治病救人，要搶救另外一個生命，在沒有辦法的情況下，才把眼光投向了死刑犯的器官。其實，這也不是國家法規承認的方法，它違背了國家2007年頒布的《人體器官移植條例》。”黃潔夫表示，建立一個公民自愿捐獻體系，是幾代中國移植醫生的夢想。

為改變這種狀況，2005年，時任前衛生部副部長的黃潔夫，還曾陷入輿論漩渦。

那一年，黃潔夫被推選為世界器官移植大會的主席。也是在這次大會上，黃潔夫坦言當時中國尸體器官主要來自于死刑犯的現狀。這也是中國有官方身份的人，第一次公開表示中國器官移植的來源情況，并表明了中國政府推行改革的決心與方向。

會議還沒結束，各種批判的聲音和壓力已經接踵而至。也有關系不錯的同行為黃潔夫擔心，他卻坦然地表示，“大不了回去做醫生”。再憶當時的情形，黃潔夫很感慨：“身為大會主席，我要主持會議，要面對45個國家和地區的代表，我不能不回答，所以我必須面對。只有我說實話，中國的器官移植事業才可以擺脫來自醫學倫理和國際學術界的雙重壓力，才能使普通人民群眾享受到這種醫療技術服務?！?/p>

這次公開發言，得到黨中央、國務院的支持，也成為中國器官捐獻事業的拐點，黃潔夫也受命擔任了中國器官移植事業改革的領軍人。隨后的2006年和2007年，中國器官移植領域相繼發布《廣州宣言》和《中國人體器官移植條例》。中國公民的器官捐獻事業，由此逐步邁向法制化軌道，2010年原衛生部與中國紅十字會啟動公民自愿捐獻工作，得到全社會熱烈響應，直至2015年1月1日起，中國全面停用死刑犯器官。

管理體制問題是器官捐獻事業最大制約

其實，世界上很多國家在發展器官移植事業的過程中，都曾經歷過使用死刑犯器官的歷史。只是，這些國家都是在該項事業開展之初作為技術嘗試而使用死刑犯器官，一旦技術成熟，就轉向了公民的器官捐獻體系。而我國由于管理體制和醫療現狀，導致在器官移植中使用死刑犯器官，一直持續了很久。

“也就是說，我國器官移植事業發展過程中的最大問題，是缺乏公民的器官捐獻體系?！秉S潔夫告訴記者，因為缺乏公民捐獻體系，普通老百姓即使想要捐獻器官也“捐獻無門”，使用當然就是更加困難的事了。

關于公民捐獻體系遲遲不能建立的問題，業界一直存在多種所謂的“理由”，比如“中國的腦死亡尚未立法”、“死刑犯器官不用是資源浪費”等等。其中“中國老百姓受傳統文化影響，不愿意捐獻”的說法流傳最為廣泛。而事實證明，這些所謂的“理由”都是站不住腳的。

自今年1月1日我國全面停用死刑犯器官之后，我國的器官移植來源不僅沒有出現所謂“預料”之中的短缺，相反，器官捐獻和移植數量還開創了歷史新高。據統計，截至2015年11月9日，我國共實現捐獻案例5384例，捐獻大器官14721個。其中，2015年實現捐獻案例2237例，大器官6252個。并且，器官移植的手術質量也得到明顯提升。按照現今每月約200例器官捐獻的增長趨勢，黃潔夫估計，2015年公民器官捐獻會超過2500例，按每例捐獻提供3個器官計算，再加上親體捐獻，今年由公民自愿捐獻器官移植手術數量將突破萬例。

“原衛生部有關部門也曾對青年學生做過調查，在捐獻體系公開透明的前提下，70%的學生愿意捐獻器官。這說明，公民意識絕對不是中國器官捐獻事業發展的制約因素。恰恰相反，我國傳統文化中的仁愛思想，那種‘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的善念，在有力推動著中國器官捐獻事業的進步?！秉S潔夫說。

也因此，黃潔夫帶頭在國內建立了向死后捐獻器官者默哀的儀式，因為“這些捐獻者，是中國的器官移植事業首先需要感謝和致敬的人群”。

真正阻礙器官捐獻事業發展的，實際上是落后的管理體制。“由于歷史原因，在公民捐獻體系建立之前，我國的器官捐獻所走的是司法分配途徑，這種途徑由醫院與地方法院建立聯系，又由醫生決定優先移植給哪一位患者，背后涉及的復雜利益關系難以言清。器官移植醫療服務難以透明，再加上器官供需矛盾，導致我國的器官買賣等違法行為和黑市屢禁不止，這也成為敵對勢力攻擊我國人權事業的‘軟肋’?！秉S潔夫相信，現在我們擺脫了對這種器官來源的依賴，國家政治形象在全世界得以提升，中華民族傳統的人性光輝也將在這個事業中發揚光大。

各種硬件限制也被放大

公民捐獻觀念的日益開明，也放大了器官移植的硬件限制。

“目前我國擁有器官移植資質的醫院只有169家，這還是重疊的數字，其中包含了肝臟移植、腎臟移植等所有領域。實際上，這些機構中能夠進行肝臟移植的機構僅有幾十家，腎臟移植機構也有幾十家，心臟和肺移植的也僅各有十余家機構而已。所有機構中可以做主刀的醫生加起來也只有200多人?！秉S潔夫惋惜地表示，“從理論上講，我國每年可以做2500多個心臟移植，5000多個肺臟移植，可現在我們每年才做100多個心臟移植，120多例肺移植，很多器官實際上被浪費掉了?！?/p>

并不是中國的醫生不愿意從事器官移植事業，而是受限于管理體制的原因，中國的死刑犯器官是保密的，能夠參與器官受體手術的醫生只有固定的少數人，多數年輕醫生和有能力的醫院實際上被隔離在這種醫療服務之外。例如北京醫院、中日友好醫院、同仁醫院等許多著名醫院，盡管他們完全具備能力，但目前還沒有開展器官移植服務，更不用說許多地市級三甲醫院了。

“我們每年有600萬病人在ICU病房去世，只要有1‰的人愿意捐獻，就能夠擁有2萬個器官移植，這就可以比現在最多的數字翻一番。我們每年有9萬人死于交通事故，其中如果有1/10的人愿意捐獻，按照每人平均捐獻3個器官計算，就大概擁有3萬個器官捐獻，可以比現在翻兩番。所以在我國，器官來源根本不是問題，問題在于我們的捐獻移植體系和醫療保障體系不完善，以及醫生資源的匱乏。”

不過黃潔夫相信，伴隨著我國公民捐獻體系開始在陽光下透明運行，醫生也將很快得到培養。而破除體制的束縛，需要繼續深化醫改，也還需要黃潔夫和他致力于公民捐獻的同行繼續努力。

黃潔夫說，時至今日，這種管理體制依然是中國器官捐獻體系進一步完善的制約。雖然我國已成功實現移植器官從司法渠道到公民自愿捐獻的唯一合法來源的轉型，但這還只是萬里長征第一步。

比如，缺乏快速、安全運送捐贈器官的系統，也導致我國器官移植陷入“病人等在手術臺上，器官卻堵在路上”的窘境。而這個問題的解決，需要衛計委、交通運輸部和民航局等都參與其中，也“并非一件容易的事”。

器官捐獻代表了一個國家的文明程度

“建立一個符合倫理的公民器官捐獻體系，是幾代中國器官移植醫生的夢想，這正在我們這一代人中得以實現。我們正在開始一個陽光下的新征程，我國移植醫務人員正光明正大地登上世界移植醫學的舞臺，我國的移植事業也將在未來幾年內，以不可爭辯的倫理方式成為世界移植大國。”說到動情處，黃潔夫的眼圈有些泛紅。

不少人還記得，在2014年全國啟動公民捐獻的電視視頻動員大會上，黃潔夫以全國器官捐獻與移植委員會主任的身份講話時，也曾忍不住背過身去，潸然淚下。

如今，距離黃潔夫宣布停用死刑犯器官，已經大概過了一年時間。這一年中，我國的器官移植改革得到了來自國際社會的高度贊譽，一再抨擊中國的外媒終于開口表示“中國在改變”，WHO負責器官移植的官員JoseR.Nunez也表示，中國移植事業發生了翻天覆地的改變。

這種改變，還讓黃潔夫在獲得“顧氏國際和平獎”之后，又一次獲得“中國醫學界的諾貝爾獎”———吳階平醫學獎。兩項殊榮面前，黃潔夫都很平靜，遠遠沒有宣布停用死刑犯器官時的那種興奮，他還表示，要將吳階平醫學獎的獎金全部捐獻給國家的器官捐獻和移植事業。

的確，器官捐獻超越了醫療服務本身，其發展方向往往代表一個國家社會發展的方向，同時也體現了一個國家的文明程度。

黃潔夫認為，習近平主席倡導的“中國夢”，意味著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價值體認和價值追求，意味著中華民族團結奮斗的最大公約數，意味著每一個人都能在為中國夢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奮斗中實現自己的夢想，意味著中華民族為人類和平與發展作出更大貢獻的真誠意愿。公民器官的自愿捐獻，正是中國人民真誠意愿的體現，是中國在世界大家庭中作為一個負責任大國的良好形象的展現，也是中華文明對世界文明的新貢獻，并標志著中華文明的歷史新高度。

“因為，一個偉大國家的尊嚴，與每一個公民的尊嚴緊密聯系在一起，當每個公民都擁有尊嚴時，國家才有尊嚴。一個國家的影響力不僅體現在GDP上，更體現在價值觀上。因此，我國器官捐獻事業還任重而道遠，我國的公民器官捐獻體系也還需要不斷完善和進一步推進?！辈稍L最后，黃潔夫強調。

黃潔夫簡介

全國政協常委、教科文衛體委員會副主任，中國人體器官捐獻與移植委員會主任委員、原衛生部副部長，中央保健委員會原副主任。中國肝膽外科領域知名專家，北京協和醫院肝外科主任，英國愛丁堡皇家外科學院院士、香港醫學?？茖W院院士、美國器官移植學會中國會員、亞洲肝膽胰外科協會中國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