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決定指出，要深化行政執法體制改革，理順城管執法體制，堅持嚴格規范公正文明執法，這為推進城管執法體制改革指明了前進方向。而城管執法與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也息息相關，涉及廣大人民群眾的切身利益。

　　為了更好地圍繞推進城市管理執法體制改革建言獻策，近期全國政協社會和法制委員會調研組深入河南、寧夏，圍繞“規范城管執法行為”開展了專題調研，為即將召開的與之有關的雙周協商座談會作準備。調研組組長、全國政協社會和法制委員會副主任陳冀平表示，調研就是要以問題為導向，抓住當前城管執法中的突出問題，向中央有關部門提出具有針對性和操作性的決策參考。

　　深入調研，找準城管定位

　　據介紹，截至2015年2月，全國城管執法人員達45.5萬人，其中在職人員23.4萬人，輔助人員22.1萬人。毋庸置疑，城管執法隊伍已成為做好城市管理工作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規范城管執法行為對于提高城市管理服務水平、維護社會正常秩序、保障人民群眾合法權益具有重大意義。

　　但是，當前城管執法工作還存在許多突出問題和現實困難，比如，執法工作體制不順，職責邊界不清，服務意識不強，隊伍管理不規范，社會輿論“妖魔化”等等。參加調研的全國政協社會和法制委員會副主任朱孝清說，要找準城管的定位。我國還處在社會主義處級階段，社會正處于轉型期，一方面城鎮化成果顯著，許多農民轉變成市民；另一方面市民思想素質還沒有完全跟上。在調研中，一些地方提出，國家層面對城市管理仍沒有一個專門機構，“上無父母、子孫滿堂”的現象在全國各大城市普遍存在。有的地方反映，城管部門超出50%的精力用于配合各部門開展各種“突擊執法”、“運動式執法”或處理各種應急突發事件，城管無有效職能和執法依據不足飽受市民質疑和詬病。當前，城管的社會形象欠佳，輿論一邊倒現象突出，一些市民既要優美整潔的生活環境，又盲目同情違法經營者，片面指責城管執法人員，造成城管執法社會環境差，缺乏必要的保障機制。調研中，許多地方同志強烈呼吁，要加強正面宣傳和引導，為規范城管執法營造良好的社會輿論環境。

　　直擊問題，對癥下藥

　　參加本次調研的委員們通過調研座談會、現場調研等多種形式與地方同志坦誠交流，直擊當前城管執法的突出問題，紛紛開“方子”，為規范城管執法行為積極獻計獻策。

　　對策一:樹立正確的城管執法理念

　　思想是行為的先導。陳冀平表示，規范城管執法首先要解決理念問題，城市管理要更好地服務老百姓，堅持以民為本、服務為先，推進服務型行政執法，從事后查處向重源頭治理轉變，將嚴格規范公正文明執法與為人民服務宗旨有機結合，堅持剛性執法和柔性執法相結合。比如，河南許昌的一些經驗做法獲得了委員們的充分肯定，許昌城管監察支隊女子大隊是全國城管系統第一支女子大隊，女子大隊發揮女性細膩柔和性格特點，強化為民服務意識。調研時值盛夏，許多瓜農進城賣瓜，城管隊員沒有生硬地驅趕西瓜攤販，而是向瓜農提供西瓜卡，及時告知可以經營的具體地域，充分體現了城管執法便民為民的理念。

　　對策二：明確城管執法機構法律地位

　　城管執法機構法律地位問題是調研中委員們討論的熱點，“誰來管，管什么”是各地普遍反映的一個突出問題，特別是有立法權的城市迫切希望解決城管執法法律依據不足問題。有的地方同志反映，許多城管執法工作是“借法執法”，缺乏嚴肅性和權威性。有的委員建議：要加快城市管理執法方面的立法進程，健全有關法律法規，明確城管執法機構法律地位，破解社會各界對城管執法工作合法性質疑。

　　對策三：建設高素質的城管執法隊伍

　　建設一支高素質的城管執法隊伍是規范城管執法行為的基礎。針對當前城管隊伍素質與城市管理需要矛盾的現實，有委員建議，要切實加強城管執法隊伍建設，要關心城管工作人員的待遇，強化執法力量配備，嚴格實行執法人員持證上崗和資格管理等制度。加強城管人員崗位培訓、人才培養和職業風險保障，提高執法規范化水平，把好進人關、培訓關、考核關。善于利用現代信息技術手段整合資源，建設“數字城管”，提高城市管理效率水平。

　　對策四：發揮群眾參與、社會共治作用

　　在調研中，委員們認為，規范城管執法行為要立足群眾、依靠群眾、發動群眾，在群眾參與上下更大功夫。中央黨校教授王長江委員認為，城市管理重點應放在治理上，想辦法讓老百姓參與進來，發動群眾參與城市治理，發揮志愿者團體等社會組織的積極作用。比如，石嘴山市通過開展“城管義工”、“城管志愿者服務”、“義務監督員”等公眾參與活動，逐步引入公眾聽證制度；許昌市開展了“十萬市民進課堂、十萬志愿者進社區、十萬學生文明禮儀進家庭”活動；有的地方組織執法人員開展“當一天商販”換位體驗活動，親身體驗服務對象的所急、所需、所難、所盼。

　　對策五：健全城管綜合執法體制機制

　　一些委員建議，應進一步健全完善城管綜合執法的協調體制機制，明確哪些行政權納入綜合執法范疇，明確抓總部門，強化黨委、政府領導和協調作用，以“網格化”為載體，創新社會治理體系。比如，寧夏銀川市成立了以市委書記任第一主任、市長任主任的城管委，形成高位監管、綜合協調、監督考核的“大城管”管理體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