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道明近影

　　今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我想起了小說《這里的黎明靜悄悄》的開篇：一群歡天喜地出外郊游的青年男女，意外發現一塊烈士墓碑，笑聲隨即戛然而止。

　　我也有這樣的經歷。那是1958年暑假，我們在莫斯科近郊一處林中空地宿營度假。一天，夏令營組織做一次穿越森林的遠足，我們一路歡歌地走出了森林，突然見到一座高高的紀念碑，走近一看，驚呆了：是卓婭紀念碑！這里就是女英雄卓婭（1923-1941）的就義地———彼特里什沃村！我們在碑前照相的時候，淚痕也沒有消失。我深信，如果面對的戰爭受難者不是這位花季少女，而是一位男性烈士，我們的心不會如此的痛楚。后來，《這里的黎明靜悄悄》的作者瓦西里耶夫說，當姑娘的生命被戰爭機器奪走的時候，“一同被奪走的，還有她們沒有來得及談完的愛情，沒有來得及生下的孩子……”

　　幾年前，我向查明哲導演建議把《這里的黎明靜悄悄》搬上舞臺。他說好的，但首先需要為它找到舞臺形象的種子。過了一年，查明哲導演興奮地對我說：“我已經給它找到了舞臺形象———白樺林！” 這是中國國家話劇院演出《這里的黎明靜悄悄》的劇照。這個場景———女兵們在傾聽索尼婭朗讀詩歌與情書的場景，是全劇最抒情的一個場景。

　　這就是為什么描述5個女兵之死的《這里的黎明靜悄悄》，會獲得了非同尋常的震撼力與生命力。

　　1975年，為紀念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30周年，羅斯托茨基把瓦西里耶夫的這部小說搬上了銀幕。2005年，查明哲導演的同名話劇，為中國的“紀念反法西斯戰爭勝利戲劇月”拉開了帷幕。

　　無論是羅斯托茨基的電影，還是查明哲的話劇，都把一個個女兵的死亡，展現為一個個美的毀滅，又以不同的藝術語言為一個個少女的死亡，抒唱一支支動情的安魂曲。一經人道主義發酵，英雄主義便更加美麗地發光。

　　5個女兵在我們眼前一個個死去。最后一個死去的是麗達——5個女兵中唯一一個當了母親的姑娘。瓦斯科夫準尉痛苦地對垂死的麗達說：“我把你們五個姑娘害了……”

　　麗達反倒寬慰準尉說：“這是可以理解的，是戰爭嘛……”瓦斯科夫接過話頭，說了一段小說作者肯定是痛定思痛之后寫出來的文字：

　　現在是戰爭，這可以理解。那么將來戰爭結束了呢？在和平時期，人們會理解為什么你們要死嗎？將來要是有人問我：你們這些男人為什么沒有保護好我們的媽媽？為什么你們把她們交給了死神，而自己卻好端端地活了下來？我該如何回答？

　　無論是張豐毅，還是張秋歌，在說這段臺詞的時候，都能讓我們感覺到演員的心此刻好像也在泣血。而扈斌扮演的麗達反倒平靜如水。導演需要用這樣的反差來凸現人物的性格美與場面的悲壯美。這也是一幅可以存留在歷史的記憶里的圖畫：他像一匹即將躍起的草原上的雄健的黑馬，她像一朵快要消失的天空中的寧靜的白云。

　　2005的5月12日晚10時，看完演出，走出保利劇場，遇到一位影視劇圈里的熟人，她說她已經第5次看這個戲。于是我更加堅信，10年之后這個戲還會與觀眾見面的。當然，那時將有新的年輕演員走上舞臺。

　　那么讓我們記住第一批扮演5個俄羅斯女兵的中國演員的名字。她們真的很出色，個個值得稱贊。她們是：扮演熱尼婭的凱麗，扮演麗達的扈斌，扮演麗扎的趙瑞，扮演索尼婭的劉赫男，扮演嘉麗婭的翟佳。

　　中國國家話劇院這臺《這里的黎明靜悄悄》之所以有動人的藝術力量，還因為演出中穿插了動人的歌詠。

　　把什么樣的詩歌融入整臺演出的導演總譜中去呢？我們選擇了西蒙諾夫的《等著我吧，我會回來的》和葉甫圖申科的《俄國人要不要戰爭》。

　　這兩首詩都是詩人的“有感而發”。

　　1941年衛國戰爭爆發，西蒙諾夫有感于在后方竟也有不想等待“前方丈夫”的婆娘，便寫了這首詩《等著我吧，我會回來的》，成了當時全體軍民的共同心靈呼喚。

　　20世紀60年代初，葉甫圖申科出訪美國，一位美國議員問他：“難道俄國人當真在今天還沒有忘記那場戰爭嗎？”詩人深有感觸，便寫了《俄國人要不要戰爭》。

　　除了《等著我吧，我會回來的》，我還欣賞西蒙諾夫的另一首詩——《沒有別人的痛苦》。意思是說，如果我們把別人的痛苦也當做自己的痛苦，便沒有僅僅屬于別人的痛苦。這是人道主義的高度的詩化體現。

　　在演出中，《等著我吧，我會回來的》是由扮演熱尼婭的凱麗彈著吉他唱的。《俄國人要不要戰爭》則是在全劇結束時全體演員的大合唱。

　　（作者系著名翻譯家、戲劇評論家、劇作家，中國社科院外國文學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