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曼德爾施塔姆：有些詩人可能只屬于他的母語

　　在這個巴別塔之后的世界上，語言的障礙對人類精神產品的傳播起到太大的阻礙作用，有時候我們只能無奈地見證一位偉大的詩人被另一種語言拒之門外。（圖：曼德爾施塔姆是俄羅斯白銀時代的天才詩人，著有詩集《石頭》、《悲傷》和散文集《時代的喧囂》、《亞美尼亞旅行記》、《第四散文》等）

　　曼德爾施塔姆被布羅茨基推崇為20 世紀俄羅斯三大詩人之一。我在多年前讀到過詩人荀紅軍翻譯的他的小詩選，記住了其中的一句：“黃金在天上舞蹈，命令我歌唱。”這句詩在1980 年代的中國詩人中間很流行，我見過不止一人在文章中引用它。但說實話，除了布羅茨基，個人認為多年來讀到的翻譯過來的俄羅斯詩人——不管是帕斯捷爾納克還是阿赫瑪托娃——的作品感覺并不好，我懷疑這可能是兩種語言存在轉換困難的原因。漢語對“相”的講究，使以抒情性為主旨的俄羅斯詩歌在轉化后的形象不再那么鮮明。而布羅茨基之所以讓我有好感，多少在于他受到的重要影響、來自弗洛斯特、哈代、奧登等英語詩人，我一直認為他在用俄語寫英語詩。

　　我喜歡以經驗主義作為文化底蘊的英語詩歌。在我看來，即使是華滋華斯、濟慈、柯勒律治等浪漫主義詩人，亦讓我感到經驗主義帶來的對細節描述的重視，像華滋華斯的《抒情歌謠集》中的很多詩名為抒情詩，但像《丁登寺》、《西敏寺橋》這些作品中的敘述成分也不少。進入20 世紀，雖然現代主義帶來了對詩的結構的革命，但無論是艾略特、龐德、奧登，還是洛威爾，他們的詩歌在敘述形式上，仍然能讓人感到屬于經驗主義帶來的對細節的清晰陳述。而就與漢語的關系來講，英語詩歌之所以是對漢語詩歌影響最大的詩歌，表面原因好像是英語在世界上的廣泛應用，但我以為更主要的原因還在于，其具體性讓從事漢語寫作的詩人更容易將其中經驗主義帶來的有效成分轉化為漢語。可能也是這個原因，盡管這些年通過翻譯介紹了不少俄羅斯詩人到中國，像帕斯捷爾納克、阿赫瑪托娃、茨維塔耶娃，但真正對中國詩人在寫作上產生影響的并不多，就是有影響也是一些由詩人多舛的命運帶來的與寫作信念相關的認識，比如俄羅斯詩人對待藝術使命的態度，那種無所顧忌的堅持。

　　如此說來，是否因為悲劇的命運才為曼德爾斯塔姆帶來文學聲譽？雖然這樣想好像有點不地道，但這在文學界并不罕見，很多時候文學史也傾向把一個人的文學成就與他的個人命運聯系在一起。雖然這不能算是錯誤，畢竟個人命運會推進一個人對文學的認識，可又不免讓我覺得其中存在一點吊詭意味的不正常。不過，布羅茨基顯然不這樣認為，他曾經把曼氏推薦給奧登，但奧登說他在翻譯成英語的曼氏詩歌中看不出有趣時，布羅茨基為曼氏辯護說那是因為翻譯不佳的緣故，他請奧登一定要相信曼氏的卓絕。我愿意相信布羅茨基的說法，畢竟作為一個詩人，他對詩歌的辨別力是值得信任的。然而，這確實說明了一個問題：語言的轉換是現實的存在，有些詩人可能只屬于他的母語。這一點當然讓人感到遺憾，畢竟在這個巴別塔之后的世界上，語言的障礙對人類精神產品的傳播起到太大的阻礙作用，有時候我們只能無奈地見證一位偉大的詩人被另一種語言拒之門外。

　　最近，我讀到黃燦然翻譯的《曼德爾施塔姆詩選》。有趣的是，這本從英譯本轉譯而來的詩集讓我感到了些許不同之處。簡單地說，就是一個偉大詩人的氣象，這種氣象包括對細微的內在心理的把握、對現象世界的復雜性的觸及，以及在時代和個人之間建立起來的通向歷史縱深處的描述。過去我亦讀過汪劍釗從俄語直接翻譯的曼氏作品，相比之下，新譯本更有意思。

《曼德爾施塔姆詩選》[俄]曼德爾斯塔姆著，黃燦然譯，廣西人民出版社，2015 年6 月出版

　　至于原因，一是選目上，二是語言的節奏以及詞語的選擇上。曼德爾施塔姆的詩，尤其是后期作品，由于多是在流放中寫下的，因而不單篇幅短小，還有一種在困厄中，精神緊張造成的急促感。一點，我在黃燦然的譯本中真切地體會到了，像這首：“阿拉伯式的糟與亂/ 速度之光磨成一束—— / 一束光以其傾斜的腳底/ 輕踩我的視網膜// 數百萬批發屠殺的死者/ 踏過虛空中的小路，經地下城堡的名義，跟他們/ 道晚安吧，寄以最美好的祝愿// 啊，不可收買的壕溝戰的天空/ 規模龐大、批發死亡的天空/ 我的雙唇在黑暗中追隨你/ 為了你，全部的你// 在彈坑、防堤、巖屑堆外/ 是那愛褻瀆的墳墓的卑賤天才/ 可憐、悲慘、麻臉、彌漫/ 濃重的陰氣，徘徊不去。”（《阿拉伯式的糟與亂》）。這首詩的起句就很突兀，什么是“阿拉伯式的糟與亂”？什么又是被“速度之光磨成一束”？難道這不是曼德爾施塔姆眼中的幻象嗎？但問題是后面的詩句都是讓人驚心的，“批發死亡、彈坑、褻瀆的墳墓、可憐、麻臉”，尤其是“可憐”與“麻臉”這樣的詞語并列，讓人感到極度緊張?？傊?，閱讀這樣的詩的確很考驗人的神經，需要靜下心來體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