師傅領進門，修行靠個人

　　古籍修復作為一門傳統技藝，過去一直采取的是師徒相授的沿襲方式。師父怎么修，徒弟學到手就怎么修，跟哪個師父就學成哪個樣。好在不管是南北派之別，還是不同師父的修復習慣之別，都只在具體手法上有所差別，“整舊如舊”的原則一直是古籍修復的最高境界，亦是文物保護領域的共識。

　　據趙嘉福介紹，古籍修復的南北派之分，不代表它們的水平有高低之分，主要是根據南北方氣候地理環境不同，造成它們在操作順序、修復手法上有所區別。比如北方因為氣候干燥，古籍風化、焦脆的情況就比較多，很多書一拿都脆的，針對這種情況只能整頁托裱（在待修書葉的背面涂滿漿水，覆蓋一張新的紙上去）；南方的古籍，因為天氣潮濕，被蟲蛀或發霉的很多，往往需要去霉、書頁孔洞補破。如果在南方整頁脫裱的方法用得多了，用的漿糊也多，會更容易招蟲蛀，所以在修復處理上要有區別。

　　“另外南北派之別可能跟人的性格也有關系。南方人秀氣，做事比較細膩；北方人豪爽，做事比較粗獷。”趙嘉福說。過去也時常發生南北方的師傅互相不買賬的事情，比如南方師傅嫌北方師傅干活粗糙、北方師傅嫌南方師傅不夠利索。“去看故宮博物院和上海博物館裱的畫，兩者肯定是有差異的。”

　　曹有福、黃懷覺來到上海圖書館之后，1960年代上海圖書館古籍修復方面又新進了幾位二十歲不到的年輕人，其中就有現在古籍修復領域最資深的專家趙嘉福和潘美娣。趙嘉福跟著黃懷覺學習刻碑、拓碑、裝裱碑帖；潘美娣跟隨曹有福學習古籍修復與裝幀。之后二人又去北京師從北派高手張士達學習，南北方的修復技藝都有所涉略。回憶起當初學藝經歷，二人都覺得過去的師父比較傳統保守，“一般都不大愿意多講的，所有流程，師父示范一遍，你就按著去做，做得好與壞，師父看在眼里，也不會多說，而我們也不敢多問，主要靠自己琢磨。”

　　“當時是訂師徒合同的，有幾條規定比如‘徒弟要尊重師父，師父要包教包會’。當時我們很小，規矩很多，所以一定要懂得察言觀色。比如上班一定要比師父先到，師父的茶水都要備好；師父在做活，他一轉身，馬上主動拿毛巾擦臺子。如果你擦得不干凈，他看見了也不會罵你，眼睛瞄瞄你、瞪瞪你，你就感覺不好了。”

　　“你要學到手藝首先要利其器，比如一把刻刀，他給了一把毛坯的很粗糙，你要自己去磨這把刀。至于怎么磨，要自己琢磨師父的刀。你磨著磨著，他光聽你磨刀的聲音就知道你功夫到家沒。要學到什么程度呢？比如他在刻，他的那把刀我幫他磨，他愿意給我磨說明我磨刀水平過關了；如果他說不要不要，你放那里我自己磨，說明你的水平還不到。”趙嘉福說。

　　潘美娣記得進館第一天，師父曹有福讓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搓古籍修復中用于固定書頁的紙捻釘。“他先用皮紙搓一個當樣板，然后就給我一沓紙，讓我自己搓，他一句話也沒說。一開始，我搓出來的紙捻釘都像小麻花那樣，雖然也能用，但是很不美觀。為了搓得跟師父一樣，我只能自己留心琢磨。一個下午過去，最后師父開口了，‘好了，不用再搓了。’那時，我搓出來的紙捻釘已有半抽屜多。但是搓紙捻釘的半天時間讓我享用了一輩子，第二年，我被派到北京圖書館，跟著北派高手張士達老師學習，張士達老師一看我搓的紙捻釘，馬上說：‘這丫頭搓得不錯。’過去的師父不輕易夸人，這算是很高的褒獎了。”

　　進館沒多久，趙嘉福和潘美娣就被派往北京圖書館參加為期兩年的古籍修復培訓班，師從北派高手張士達。“張士達先生做舊的功夫是有一手的。”趙嘉福說，他曾利用中午張師父回去吃飯的機會，偷偷拉開師傅的抽屜看，想看看師傅都有什么獨門秘訣。“我一看什么東西都有，一小包一小包像泥土，還有黑黑的像鍋灰的，這些可能都是他的做舊工具。比如一本書封面破掉了，像一個水平高的人拿材料修補好以后你看不出是后補的，感覺是原配，其奧妙就在于做舊。因為你補上去的材料往往是材料協調，但是顏色不協調，要做做顏色，做顏色的學問很深，就像畫畫一樣，顏色調色很不一般。”

　　趙嘉福說，“做舊”算是古籍修復中的傳統技藝，但是修復古書是否要“做舊”，顧廷龍館長的看法比較不一樣。顧廷龍是版本目錄學家，解放后歷任上海歷史文獻圖書館館長，上海圖書館館長，其在文物保護理念方面一直非常超前。“他認為一本破損的書，修補的時候只要配紙的紙質相同，（比如一本線裝書你就要拿原始的手工紙去配，有舊紙配那最好，沒有舊的紙，新的手工紙只要跟它接近，）補完整就可以了。至于頁面內容的殘缺部分，比如線裝書的框、線的缺失部分，有人會在修好之后用毛筆補上，甚至上面缺了一個字，如果知道這是什么字的話還要補一個字上去。顧館長是反對這么做的，因為它原來的真實面貌是這里缺了一塊，少了兩個字，現在補上去的字是后加的，非但不是真實，還有作偽之嫌。”

　　古籍修復的“最少干預原則”、“整舊如舊原則”、“可逆性原則”、“最大限度保留歷史信息的原則”等幾大原則現在已經成為古籍修復界的共識，以文本的形式確定下來，作為古籍修復工作者遵守的規范與標準，但它是由過去幾代古籍修復工作者在實踐過程中不斷摸索總結完善的修復理念。

　　在上海圖書館，顧廷龍、潘景楨等這些老先生他們都視書如命的做法，也直接影響到了潘美娣對書籍的態度。“比如拿書，他們拿書都是兩手捧的，書口都是朝里面。如果方法不對，老先生馬上就不高興。我們還不能用下巴磕這個書。”“顧館長常說對于古籍而言，片紙只字都是寶。因為一個字、一個印章，對古籍的版本鑒定可能就起到決定性的關鍵作用。”

　　指尖上的“絕技”

　　古籍修復是一項特殊技藝，從事古籍修復工作不但要熟悉歷史上各個時期典籍的版本與裝幀形式，還要了解各個時期典籍所用紙張及不同地域的裝幀風格。操作中，更需要有嫻熟的技藝。修復一本典籍往往涉及諸多工序，一招一式皆有其規范與標準，這對從事典籍修復人員的素質修養及操作手法要求極高。

　　從十八歲還是一名涉世未深的小姑娘開始，潘美娣就在這古籍修復的工作臺上窸窸窣窣地挑動著片紙只字，到如今已經滿頭銀發，潘美娣依然在重復著同樣的事，半個多世紀多過去了，只是指尖上的技藝更加嫻熟了。

　　從上圖退休之后，潘美娣又被中山大學圖書館、山東省圖書館特聘為古籍修復專家。攤開那個跟隨她走南闖北快半世紀之久的工具包：馬蹄刀、排筆、鬃刷、針錐、竹起子、棒槌、平面鐵錘、鑲竹邊木尺、切紙機、卡表……全然一副“手術”前的架勢。這些工具現在是每一位古籍修復師的標配，可當初一支毛筆、一瓶漿糊就是所有配備了。不過潘美娣的工具包內還有幾件特殊的工具，比如牙醫刀、眼科醫生的鑷子……“一次我去看醫生，發現眼科醫生的這個鑷子不錯，可以用來慢慢揭一些東西，于是都借鑒過來用到古籍修復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