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圖書館保存古籍善本的庫房

上海圖書館文獻保護部主任張品芳正在修復古籍善本

　　“古籍修復”作為一門傳統技藝在當下的現狀到底如何？據國家圖書館2012年的統計，全國包含圖書館、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博物館等在內的公藏單位有3800多家，擁有古籍總量超過5000萬冊，其中有一半以上需要修復，還不包括修復了之后又損壞的，而專業修復人員還不到一百人——古籍修復如何突破瓶頸？

　　明代周嘉胄所撰《裝潢志》是中國歷史上為數不多的論述裝裱的專著。其中記載：“古跡重裝如病延醫——前代書畫，傳歷至今，未有不殘脫者。茍欲改裝，如病篤延醫，醫善則隨手而起，醫不善隨劑而斃，所謂不藥當中醫，不遇良工，寧存故物。”雖然論述的是古畫裝裱，然而道理相通的是——好的古籍修復師便是書籍的良工，“不遇良工，寧存故物”。

　　古籍修復是一項特殊技藝，由來已久，但古籍修復行業并非從來就有。古籍修復一開始依托于古籍裝訂而存在。據一位從事古籍修復的老專家介紹，明清時期宮廷有專門的裱褙臣負責書籍裝訂，書籍發生破損，也由裱褙臣負責修補。明末清初，隨著書籍的普及，書籍在使用中發生破損或在保管中出現問題，修書需求日盛，“古籍修復”便作為一門技藝被單列出來。

　　從事古籍修復工作不但要熟悉歷史上各個時期典籍的版本與裝幀形式，還要了解各個時期典籍所用紙張及不同地域的裝幀風格。操作中，更需要有嫻熟的技藝。修復一本典籍往往涉及諸多工序，一招一式皆有其規范與標準。

　　業界公認古籍修復有南北派之分，北派代表為北京圖書館（現在的國家圖書館）第一代古籍修復專家、中國近代古籍修復大師張士達；南派的代表人物為當時上海圖書館的古籍修復專家曹有福，刻碑圣手黃懷覺等。

　　然而不管是張士達還是曹有福，抑或是黃懷覺，在解放前進入公家藏書單位之前均為個體戶，如張士達為北京琉璃廠的書商，因身懷修書絕技，京畿之地的文人學者慕名而來找其修復古籍者眾，曾為魯迅、郭沫若、馮友蘭、鄭振鐸、李一氓等先生修過書；黃懷覺為海派畫家、收藏大家吳湖帆的專職修書藝人，穿梭往來于吳湖帆、劉海粟、張大千、齊白石等畫家群體間，成為他們的座上賓。

　　1956年公私合營，個體戶全部由國家接收，張士達經趙萬里介紹進入北京圖書館；黃懷覺經吳湖帆引薦給顧廷龍進入上海歷史文獻圖書館（后四館合并為上海圖書館）。曹有福原為蘇州大戶人家修書，后進入上海圖書館，因年事已高，進上圖沒幾年便退休了，關于他的生平經歷，幾乎未留下片紙只字。

　　解放初期，全國僅有北京圖書館（現在的國家圖書館）和上海圖書館有專業的部門從事古籍保護和修護工作。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全國其他省市圖書館包括博物館，基本上沒有這方面專業人員。北京圖書館和上海圖書館遂成為解放后全國最早的古籍修復專業人才的培養基地，培養出來的專業人才成為全國各省市藏書機構古籍修復方面的主要骨干力量。

　　有跡可循的古籍修復技藝的傳承至今不過三四代人，然而不管順著哪條脈絡追溯，近代古籍修復技藝的源流都繞不開張士達。

　　從學徒到古籍修復“國手”

　　古籍修復雖然自古就有，但過去都是依托于古籍裝訂而存在。真正作為一門技藝被單列出來是近代的事。

　　大名鼎鼎的北京琉璃廠在清初是各地進京趕考的舉人們的聚集地，逐漸發展成為京城最大的書市和文化街。各地書商紛紛在這里設攤、建室出售藏書。一些破舊的教科書、讀物流通到市場，由小作坊老板操刀修補后，可繼續上架售賣；一些比較上規模的古書店則有一兩個伙計專門負責裝裱修補。他們修書的目的不是講究質量，而是要求書的外表干凈、完整，以賣得更高價。也有一些奸詐書商，謀求暴利，將一套線裝書，修補的時候里邊多襯紙，將四冊書拆分成八冊，這可能就是初級的修補。

　　國圖第一代古籍修復專家、古籍修復北方代表人物張士達就是從琉璃廠的古書店里出來的學徒。據張士達的關門弟子，南京大學圖書館古籍修復專家邱曉剛介紹，張士達（1902-1993）十六歲時就到北京琉璃廠肄雅堂古書店做學徒。肄雅堂開設于清光緒年間，是京城裝裱修復最負盛名的古書店之一，除收售古舊書籍外，還裝裱修復碑帖、書籍、字畫。另一家為肄文堂，當時的京城修復裝裱高手幾乎均出自這兩家。

　　張士達在肄雅堂古書店學徒三年，滿師后又在那里干了四年。之后自己開辦了一家古書店營生。因身懷修書絕技，在經營古書店期間，不斷有文人雅士慕名而來找他購買、裝訂和修復書籍，比如魯迅、郭沫若、鄭振鐸、馮友蘭、趙萬里、李一岷等。張士達與趙萬里私交甚好，每次收到好書，都會留著請趙萬里先過眼，趙萬里亦非常欣賞他。1956年，北京圖書館欲尋訪書業中裝訂技術高超的人士到館里任職，時任北京圖書館古籍部主任的趙萬里就將張士達引薦到北京圖書館。

　　“據先生回憶說，趙萬里先生說開始只知他懂書，可后來看到他裝修的金鑲玉后，才知道他書修得也特別好。北圖的宋、元版本的修復和裝訂工作，當時都由趙萬里先生指名讓張士達先生做的。”邱曉剛說。

　　過去修書不像現在注重修書檔案，所以目前已經很難搞得清楚哪一本是張士達修復的。不過據邱曉剛介紹，南京圖書館的鎮館之寶《蟠室老人文集》是目前世上唯一的一本明確記有修復者姓名的古籍，也是一本明確記有張士達大名的海內外孤本。

　　同時期的上海圖書館聚集了另兩位國內頂尖的修復高手，一位是曹有福，他實際上是古籍修復南方的代表人物；另一位是黃懷覺，在南方以刻碑技藝著稱。

　　關于曹有福的資料現在只留下只言片語。據曾經師從張士達、黃懷覺的原上海圖書館古籍修復專家趙嘉福介紹，“這位老先生（曹有福）是蘇州人，我1961年進上海圖書館的時候，這位老先生年已古稀，是蘇州一戶人家專門推介過來的，1950年代進館的時候就已經超過六十歲了，所以圖書館不能把他作為正式編制，算作特聘人員。但是很可惜，因為‘文革’之故，關于這位老先生的宣傳不多，他的個人資料都沒有保留下來。”

　　與張士達類似，黃懷覺（1904-1988）亦是學徒出生。他十三歲就到蘇州徵賞齋碑帖店當學徒，六年滿師時，他已學會刻字、拓碑裱帖、撫拓鐘鼎彝器等一手好技藝。

　　據黃懷覺的兒子黃昌午介紹，父親滿師之后曾替南通的實業家張騫刻過碑，后來來到上海在書畫家、收藏家吳湖帆家里專職為其修復拓片，一直工作到解放前夕。“吳湖帆家里堆滿了各種珍貴的書畫、碑帖、古籍，我父親在他家里主要修復拓片，拓、刻、裱都做。”

　　“張大千、吳湖帆、劉海粟三個才子他們一直來往的，劉海粟住在復興路512號一幢小洋房，吳湖帆住在嵩山路88號，很近，十幾分鐘就到了，他們經常聚在一起。所以這些人我父親都熟識的，除了吳湖帆，我父親替劉海粟、張大千、陸儼少、王伯敏等都刻過碑。”黃昌午說。

　　“當時有名的畫家、收藏家的好東西都要請我父親去做的。”黃昌午說，“齊白石也經常寫信到我家里來，問我父親什么時候回來（蘇州）探親，叫我父親刻些他畫好的滿意的作品。我父親專門有個書房，叫齊白石住的，小孩子不能去打擾他。”

　　解放以后，因為公私合營，吳湖帆不好再用工，就把黃懷覺推薦給顧廷龍進入上海歷史文獻圖書館，后四館合并為上海圖書館，黃懷覺就到上海圖書館來工作了。

　　據黃昌午回憶，解放后黃懷覺跟吳湖帆還一直保持聯系，“（吳湖帆）拿來什么東西（我父親在）單位里是不好做的，就拿了東西回無錫，由我大哥、二哥做，一邊做一邊教我們。”“我父親很嚴格，拿到（修好的東西）后不直接送去，要檢查一下，看做得好不，做得不好要被罵：‘你這個東西是怎么做的，你是代表我來做的……’檢查好了，才讓我送到吳湖帆家，就是這樣來來往往。”

　　從張士達到曹有福、黃懷覺，從學徒到個體戶再到進入公家單位謀差事，老一輩手藝人幾乎都走過相同的發展路徑。其共同的社會背景則是1956年公私合營，私營經濟不再允許存在，個體戶全部由國家接收。據趙嘉福介紹，當時政府把原來裱畫的個體戶集中起來，成立一個“裱畫合作社”，派專人管理。1958年之后，這個合作社又解散了，社里裱畫手藝最高超的師傅被選派到上海博物館去了；水平略遜一點的師傅到上海圖書館去，因為圖書館不像博物館以字畫為主，主要是修文字資料，未必見得要技藝最高超的；三流的師傅就被工藝美術公司接收，到工藝美術廠裱出口的字畫。從此私人裱畫就沒有了，直到改革開放后允許私營經濟存在了，私人裱畫又發展起來。

　　也因為這撥老先生的充實，解放初期，只有北京圖書館（現在的國家圖書館）和上海圖書館有專業的部門從事古籍保護和修護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