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想真正鏟除腐敗現象，制度的問題只能靠制度來解決，人性的問題則必須依靠文化來化之。

　　中共十八大以來，新一屆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不僅向執政黨，也向全國人民交出了一份沉甸甸的答卷：捕虎數十、拍蠅一片。國人一方面堅決擁護，希望中央能夠繼續保持高壓的態勢，通過嚴懲各類腐敗分子，在短期內遏制腐敗現象的多發和蔓延勢頭，兌現習近平總書記有腐必反的莊嚴承諾，實現黨風政風的根本好轉，最終帶動社會風氣的清正；另一方則希望盡快推進相關的法律制度建設和廉政法律文化建設，讓官員不敢貪、不能貪和不想貪，真正實現吏治的清廉。

　　反腐能夠改變中國，也正在改變中國。

　　中國歷史上從不缺乏雄才大略的君主，也并不缺少鐵面無私的包公，但與此同時我們又必須承認，曾經創造出燦爛文明的中華民族并沒有從根本上找到根治腐敗多發的科學藥方，以至于吏治的腐敗像夢魘一樣如影相隨，嚴重的時候，甚至拖累了政權的更迭，出現了所謂的其興也勃、其亡也忽的周期律。究其根本原因是沒有建立起科學的法律制度和廉政法律文化。

　　腐敗產生的原因極為復雜，既有制度因素，也有人性基礎，因而在人類的歷史上從未有一個國家能夠完全消除腐敗。歷史的經驗和教訓告訴我們，要想真正鏟除腐敗現象，制度的問題只能靠制度來解決，人性的問題則必須依靠文化來化之。即必須軟硬兩手兼備，標本兼治。治標，就是運用國家公共權力，嚴厲懲罰各種腐敗現象，或將腐敗分子關進牢籠，形成強大的震懾力；而所謂治本則是構建起科學的法律制度和廉政法律文化，在將權力關進制度籠子的同時，形成貪腐可恥的良好社會氛圍。

　　就制度而言，導致當代中國腐敗現象一度多發的原因主要有：某些部門和一把手的權力過分集中，以至于權力尋租空間較大；官員財產公示制度和科學的財政體制尚未形成，導致對權力的監督不夠；行政程序法還未出臺，權力運行不規范等等。我們必須盡快建立科學、嚴謹的法律制度，對權力進行科學的劃分，并讓權力在制約下運行，在陽光下運行。

　　古人云“徒法不能自行，”再好的制度終歸需要人來執行，而執行制度的人對于制度有無信仰則完全不同。此外，被動地執行制度和主動地執行，其結果也不盡相同，因而能否創造出好的法律制度，以及能否使好的法律制度有效運行，還離不開優秀的廉政法律文化。優秀的廉政法律文化不僅可以確保制度建設不出現偏差，同時又能保證人在執行和遵守制度時的內心自覺。

　　法律文化是一個非常寬泛的概念，既包括法律規范、法律制度，還包括與法律有關的器物，以及法律思想和法律信念，筆者使用的是狹義的概念，即精神層面。因而，在創建法律制度的同時，我們還必須對廉政法律文化的建設給予足夠的重視。文化的建設離不開繼承和借鑒。

　　需要指出的是在構建廉政法律文化時，我們必須要有包容古今、融匯中西的心胸和氣度。傳統中國不乏廉政文化，其中仍有我們當下可資繼承的內容。以儒家為主的中國傳統文化是一種知恥文化，它以重視個體的修養為基本路徑，創造了一套完整的自律方式，這套方式包括：修己，儒家重視修己。孔子的弟子曾問孔子何為修己，孔子答曰“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約束，就是約束自己的物質欲望。孔子曾以自己的弟子顏回為例加以說明，“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自戒，即自我戒免。孔子云:“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斗；及其老也，戒之在得；”自省，“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換言之，寄希望借助于官員的道德修養，最終達成一種強大的道德自律。

　　西方歷史中也有許多值得我們借鑒的法律文化：如從文化上承認人有其自私的一面，與其相信人不如相信制度；對權力始終保持高度的警醒。對于人類社會而言權力是必須的，但與此同時也要懂得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公法和私法兩分的法律文化，構建公私分明的文化氛圍等等。

　　廉政法律文化的構建是一個緩慢的過程，絕非一日之功。方向正確之后，我們必須保持足夠的耐心。總之，反腐敗需要一套良好的法律制度，而保證這套良法有效的運行則是法律文化。

　　(作者系全國政協委員、南開大學法學院副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