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價中費”暗藏百姓生活成本中

　　一人一年多掏幾百元 收費增速日趨明顯

　　面對一部心儀的大片，你掏出近百元購買了一張電影票，可你或許不會知道，不菲的票價中暗含了5%的“電影事業發展專項資金”；

　　你開始一場心動的全家度假，可你是否知道，每張機票除了眾所周知的民航發展基金，竟然還有一筆旅游發展基金……

　　記者調查發現，形形色色的附加收費幾乎遍布居民的“衣食住行玩”。我國每個人頭上一年的“費負”，早在10年前就超過了300元。目前在一些省份，收費的增速仍十分明顯。

　　衣食住行玩：百“費”纏身

　　2015年春運，超過20億人次預計將踏上旅程。然而，這支浩浩蕩蕩的“春運大軍”甫一出門，就伴隨著各種“收費”：機票里的各種基金、公交卡里的強制押金……

　　冬季用電高峰到了，電價里的“附加費”也在隨電費上升。在上海，三口之家的主婦劉女士提供的電費單顯示，2014年12月，其家庭應付電費為400.57元，“地方附加”一欄的費用為8.1元，其家庭2014年全年電費里的附加費共71元。

　　記者調查了解到，看似明明白白的生活服務價格中實則暗藏著種種附加費用，這一獨特的“價中費”現象已遍布百姓的衣食住行玩：

　　“住”——根據《上海市商品住宅維修基金管理辦法》，以一棟新建有電梯的商品住宅為例，房地產開發企業要按照建筑面積成本價的4%交納住宅維修基金，購房人則按每平方米建筑面積成本價的3%交納。而據中國物業管理協會物業維修資金專委會的不完全統計，1998年至今，各地收取維修資金已達5000億元左右。

　　“行”——每一張機票除了票價本身，還包含被稱為“民航發展基金”的幾十塊錢。根據民航部門發布的數據，2013年該基金收取超過250億元，背后是3億多人次乘坐飛機。實際中，這筆錢不少成為機場運營企業的收入。以首都機場股份有限公司為例，2013年其72.24億元的營業收入中，就有民航發展基金收入10.6億元。

　　“玩”——根據《國家電影事業發展專項資金使用和管理暫行辦法》，在每一張電影票中，還有占票價5%的“電影事業發展專項資金”。“專項資金是通過電影院按票房的5%上繳，包括制片、放映、發行行業的貢獻，以及從《阿凡達》《變形金剛》等進口影片收入中收取的資金。”北京一家電影院線財務負責人說。

　　“衣”與“食”——目前北京、天津、遼寧等全國大多數省市都已開征堤圍防護費，這項費用包含在企業和個體工商戶繳納的稅費中。在廣州，堤圍防護費已是規模最大的一項行政事業性收費，占城市行政事業性收費30%以上。

　　專家指出，在種種收費來源中，餐飲、百貨等零售業的貢獻較大。

　　不同的“面孔”：同樣的名目

　　“任何一筆小錢，乘以幾千萬上億的人口收取，都會變成一個天文數字。”湖北省統計局副局長葉青認為，少到幾分幾厘的水電油價附加費、幾十元的公交卡押金，都事關百姓的生活成本。

　　實際上，遍布于居民經濟生活中的附加收費，都有著共同的名稱：行政事業性收費或是政府性基金。根據國家發改委公布的數字，早在2005年，全國行政事業性收費總額就達4000多億元，人頭均攤為300元。

　　盡管全國性數據已多年未公布，但一個令人心憂的事實是，近年來一些地方的收費增速依然不容小覷。廣東省財政廳統計顯示，2013年該省行政事業性收費收入400億元左右，相當于約1億常住人口人均負擔約400多元。

　　中山大學財稅系主任林江認為，不是說所有的收費都不合理。但一些公共資金的征集和使用不透明。“最大的問題是目前政府收費只靠條例、物價部門通知，收費還沒有法定。”

　　例如，目前各地一度居民生活電價中，普遍有1分至2分錢不等的“城市公用事業附加”收費。其緣起于1963年發布的《關于征收城市公用事業附加的幾項規定》，距今超過50年，且最初只限于經國務院批準設市的城市，縣鎮一律不準征收。

　　“但在現實中，公用事業附加費收取范圍、地域已超出最初的規定。”林江說，“對說不清、道不明的公共資金，都應該回到稅收法定、收費法定的原則，回到征收有據、使用有度、監管有責、公開透明的正確軌道。”

　　收費“自我授權”：何時是個頭？

　　“過去政府部門收費收慣了，發個文件就可以收費，是一種自我授權，沒有形成法定授權意識。”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劉尚希說。

　　2014年11月15日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決定，凡沒有法律法規依據或未經批準設立的行政事業性收費和政府性基金項目，一律取消；對收費標準超成本的要切實降低；確需保留的要嚴格實行收支兩條線管理。

　　近年來，一些附加費的上漲幅度往往超過商品基本價格自身。例如，據北京市發改委通知，2015年起，北京市的非居民用戶水價由每立方米7.15元調整為8.15元，幅度為13%，但水價中的污水處理費由每立方米2元調整為3元，漲幅超過三成。

　　劉尚希指出，與改革中已明確的稅收法定相比，收費法定還沒有真正提上議事日程，還有待決策部門進一步深化改革。一些公眾反映，對住宅維修基金、民航發展基金、公交卡押金等老問題，以往均存在追問不了了之的情況。

　　北京交通大學副教授李紅昌認為，政府信息公開條例已出臺多年，可有些部門實施起來如同擠牙膏般。以公交卡押金為例，首先要公開資金的來源、去向、保值增值情況，再進一步完善“錢該用到何處、如何還利于民”的核心問題。(據新華社海口2月3日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