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人的自由到底值多少錢？從哲學角度看，這個問題可能沒有標準答案。但是，在現實中，為了給那些蒙受冤獄的人一個補償，這個問題必須要有一個答案。

最近，一起國家賠償案的裁定結果給出了最新的回答。1月30日，新疆高院向無辜入獄15年的“新疆版聶樹斌”周遠送達了國家賠償決定書，決定向周遠賠償被侵犯人身自由賠償金1418458.31元，支付精神損害撫慰金496460.41元，合計1914918.72元。

折算下來，周遠失去的15年自由，每年相當于人民幣12萬余元。這個數目，便是司法實踐中對個人自由的“定價”。

對于這個結果，周遠毫不諱言地表達了自己的不滿。在他看來，這個數目和他申請的1591萬余元相比“差距過大”，無法彌補他在冤獄生涯中蒙受的損失。基于這種不滿，他表示自己將保留上訴的權利。

然而，在司法實踐當中，不論是對周遠還是對其他冤案受害者，國家賠償的“定價”都是相對統一的。

2016年，蒙受8年冤獄與數次死刑“威脅”的念斌獲賠119萬余元；2013年，蒙受10年冤獄的張高平叔侄分別獲賠110萬余元。縱觀近幾年的冤獄國家賠償案，可以看出，全國各地法院的衡量標準幾乎都是一致的。這個標準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賠償法》。

新疆高院當然應該依法辦事。然而，換位思考一下，有誰愿意像周遠一樣蒙受20年的不白之冤，最終只換來不到200萬元的賠償呢？從這個角度出發，周遠的訴求似乎并不過分。

我們分析問題時，總是會從“于情”“于理”“于法”三個角度看待問題，在這起案件中，于情于理，周遠的遭遇顯然值得同情，其要求并非沒有道理，然而于法來看，新疆高院的決定同樣無可指摘。一方占據了情理，另一方占據了法理，讓人莫衷一是。

只顧情理不顧法理，多給周遠一些賠償，行不行？答案顯然是否定的。這種賠償于法無據，對其他需要賠償的人而言也不公平，只會讓我們離建設法治國家的目標越來越遠。

然而，如果只顧法理不顧情理，對周遠的要求置之不理，結果同樣不好。如果給予冤案受害者的補償不足以彌補其損失，社會的公平與正義要從何談起？

萬全之策，便是以完善法律的方式，從根本上化解冤獄國家賠償的“情法矛盾”。不在立法層面上消除“情法矛盾”，我們就總是要面對情理與法理不能兩全的選擇題。

依照現行國家賠償法，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每日賠償金按照國家上年度職工日平均工資計算。對于那些蒙受冤獄的人，其獲得的人身自由賠償金額正是依照這一標準算出來的。

從立法角度來看，這一條款相當于把蒙受冤獄者失去的自由等價為工作時間，補償方式很像是一種“誤工補償”。然而，從受害者的角度來看，他們在冤獄生涯中失去的，豈止是工作的自由呢？他們不僅失去了工作，也失去了親情、友情、愛情，在監獄里，他們失去了愛好，失去了社交，失去了和大時代共同進展的機會，如此種種，又怎能僅按“誤工”的標準計算？

最好的辦法，就是進一步完善國家賠償法。近年來，多名平反冤案的當事人都對國家賠償提出不滿，立法者有必要重新審視國家賠償的標準，真正讓國家賠償彌補他們失去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