戲曲發展需要反本開新

———全國政協委員、著名學者談民間戲曲

　　編者按：

　　今年是中國國家京劇院成立60周年，中國國家京劇院的成立對于新中國戲曲發展具有重要意義。京劇是中國戲曲的集大成者，它吸收了眾多地方戲的優長，通過不斷的交流、融合最終形成。京劇藝術植根于民間戲曲，民間戲曲不但是京劇藝術的根，也是將來戲曲發展反本開新的本。

　　近年來，民間戲曲的狀況卻不容樂觀，為促進地方戲曲保護和發展，文化管理部門曾制定下發了《地方戲曲劇種保護與扶持計劃實施方案》，扶持地方院團，資助地方戲劇目，對最具代表性地方戲曲劇種的史料進行搶救、保存等。2014年，在中宣部牽頭下，文化部會同財政部、國土資源部、住建部等部門組成地方戲曲傳承發展調研組，赴14個省份進行專題調研。調研了解到，各省劇種數量有增有減，以減少為主；劇種流布的范圍嚴重萎縮，劇團數量持續下降。2014年9月，中央有關領導在北京調研戲曲工作時強調：千百年來，城里鄉間搭臺唱戲，是中國社會一道獨有的文化風景線。我們必須從傳承弘揚中華文化的戰略高度，認識和看待戲曲藝術。

　　民間戲曲和中國戲曲有著怎樣的關系？當前在民間戲曲的搜集、整理、發掘方面取得了哪些成果？民間戲曲及其草臺班社的現狀如何？民間戲曲，除了具有文化傳承的意義，還具有怎樣的內涵？帶著這些問題本報記者日前專訪了多位戲曲專家和全國政協委員。

　　劉禎：民間戲曲，戲曲發展的原點與動力

　　著名戲曲研究專家、梅蘭芳紀念館副館長劉禎主要從事戲曲史論及民間文化等方面的研究，他是較早關注、重視并持續出版民間戲劇專著的學者，其《戲曲學論》、《民間戲劇與戲曲史學論》等著作在民間戲劇研究方面具有首開先河的意義。民間戲曲與中國戲曲的關系、民間戲曲的歷史規律、以歷史經驗反觀民間戲曲在當代的發展一直是他思索的問題。劉禎介紹，在中國戲曲上千年的發展歷程中，民間戲曲不是被史官和包括當代大多數戲曲學者所接受的事實，所以，在各類戲曲史中，民間戲曲始終處于邊緣的狀態，這種看法有文獻等技術層面的因素，但更主要的是史官和學者們的認識和立場。戲曲發展一如其他文學、藝術，到文人之手臻于完善，但也會逐漸趨于凝固和僵化。但是，在對戲曲史學進行梳理和研究時，劉禎注意到：每當戲曲面臨轉型和新體制樣式出現時，其助力均來自民間，民間是戲曲不竭的源泉。他舉例說：“比如清代乾隆年間的‘花雅之爭’，昆曲作為‘官腔’發展到一種極致時，并沒有因為昆曲的曲高和寡以及‘吳音繁縟’而使戲曲走入末路，而是峰回路轉，出現了花部地方戲曲、民間戲曲的興盛，民間戲曲具有勃勃生機，不僅站穩了皇城根，而且帶來了觀眾審美新的時尚和追求，其與昆曲等融合、汰選的結果是京劇的形成。而京劇風行全國200多年，流走于雅俗間，即便有了國劇之地位，亦始終保持其俗性，保持與大眾的密切聯系，而非一股腦兒的高臺教化，亦非一股腦兒的陽春白雪。”

　　在當代，民間戲曲仍面臨著邊緣化的困境，在劉禎看來，當下人們越來越意識到傳統的重要性，傳統不僅是歷史，是藝術的積淀，還是戲曲還原、反正的原點和力量，傳統最深厚的根基依然存在于民間。不過，在非遺保護的背景下，人們較多關注的是戲曲具體的某一劇種、某一劇團或某一戲曲樣式，而較少關注民間戲曲，因為民間戲曲更多呈現的是一個整體，具有生態系統意味——而這，與地方保護之利益無關，所以，非遺保護實施已多時，但民間戲曲仍然多處于邊緣角落。對此，劉禎明確指出，中國戲曲的不敗與不斷，恰在于民間戲曲豐富的滋養和包涵，民間戲曲的缺位意味著戲曲藝術二元體一極的割裂，這樣，作為精致的戲曲藝術無論發展到怎樣的程度，都會有凝固和枯竭之日，這對戲曲發展來講是性命攸關的。民間戲曲的傳承人是民間藝人、演員，它的傳承方式多為口傳心授，這也決定了民間戲曲保護和傳承的難度和艱巨性。對于百姓，戲曲不僅是他們要欣賞的對象，更是與他們的物質生活、精神生活息息相關的活動、維系，所以，戲曲不僅僅是劇本，也不僅僅局限于舞臺，而是演員與觀眾的情感思想交流，臺上與臺下的跨越與溝通，這也是民間戲曲的基本形式和演出要義，是中國戲曲之所以能夠“長生不老”的秘訣，它給當代戲曲的啟示是多方面的。

　　“當代戲曲，精英層面的重視不可謂不多，但卻有著過多的負載，在一步步走向精致的同時，也會與觀眾拉開情感和溝通的距離，進而會產生諸如‘危機’之類的問題。時代在進步，藝術趨多元，舞臺手段亦多高科技運用，戲曲發展今非昔比，是一項系統工程、文化工程，并不能夠局限于舞臺劇場，更不能理解為只是文本人物，但民間戲曲依然是戲曲走向未來最基本的保證和動力，民間戲曲及其所具有的生態系統是戲曲生命的最本真和持久的活水源頭。”劉禎說。

　　劉文峰：以文獻研究助力地方戲發展

　　民間戲曲種類繁多、歷史悠久，搜集、整理、研究工作十分重要。現任中國藝術研究院戲曲研究所博士研究生導師的劉文峰多年來一直擔任《中國戲曲志》等國家重點項目編撰工作，他梳理了這樣一條民間戲曲研究的脈絡：新中國成立之前，學術界對地方戲的研究重視不夠。上世紀30年代，以齊如山、梅蘭芳、余叔巖、程硯秋等為首成立了北平國劇學會，齊如山重視京劇，也重視地方戲，做了一些工作，如搜集了不少地方戲的劇本等；新中國成立后，中國戲曲研究院的成立改變了過去戲曲研究個體化和從文獻到文獻的狀況，既有戲曲史論研究，也有舞臺藝術研究，之后在劇目方面也做了大量的研究、改編工作，產生深遠影響；新時期以來，中國藝術研究院戲曲研究所不僅把戲曲作為藝術來研究，也將其作為文化來研究。30多年來，出版了《中國戲曲志》，搜集的全部文字資料超過3億字，還有大量圖片、音像資料。其中除各省卷外，許多地方還出版了劇種志、地縣戲曲志，香港、澳門卷也正在編撰。還有聯合全國力量編撰出版的《中國大百科全書戲曲卷》，它們成為今天地方戲研究的珍貴資源。近年還編撰出版了《中國當代戲曲史》、《中國少數民族劇種發展史》等。隨著新技術的興起，又做了全國劇種音像資料庫，將中國藝術研究院收藏的60000多張老唱片、1600多個小時的錄像帶進行了數字化整理，還收藏了3萬多張光盤，共282個劇種的音像資料。

　　研究工作不僅系統整理保存了寶貴的民間戲曲資料，并且對其發展本身具有實際意義，劉文峰認為，戲曲研究對于有些只在民間范圍里流傳，沒能夠發展起來的古老劇種發展，顯得尤為重要。如豫劇在新中國成立前是比較落后的，有著作為北方梆子劇種共同的特點：男女同腔、同調。很多男演員變聲前能唱，變聲后就唱不了，所以出現了女老生。以王基笑為首的一批豫劇音樂家在傳統音樂基礎上通過變調、節奏變化、樂器改革等方法解決了這個難題，使豫劇成為流行全國各地的大劇種。

　　傅謹：戲曲的文化傳承與演出市場并不矛盾

　　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副主席、中國戲曲學院學術委員會主任傅謹曾對浙江臺州地區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復蘇的民間戲班進行了長達8年的跟蹤調查，以此出版了30萬字的《草根的力量———臺州戲班的田野調查與研究》一書。對民間戲曲，他一直保持著關注，根據他的觀察，在民間有大量值得傳承和需要傳承的豐富的戲曲藝術遺產。以劇目為例，自上世紀80年代一直到本世紀初，活躍在民間戲劇舞臺上的劇目仍以傳統經典為主，數以萬計的民間劇團在戲曲傳統一脈的傳承保護方面，起了關鍵的作用。十幾年來國家對京劇、昆曲的支持力度明顯提升，但地方劇種還沒有得到同樣重視。自上世紀50年代開始，國家做過多次民間戲劇的保護發掘工作，這期間確實搜集整理了約5萬多個劇目，但這些劇目大多只是以劇本的方式存在，演出形態大多失傳，意味著民間戲劇形態喪失了完整性；尤其是很多地方劇種出現京劇化的傾向，更導致民間戲劇遺產的流失。

　　針對這些現象，傅謹認為，應重視對民間戲劇遺產的重新發掘整理。比如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活躍在村鎮的民間藝人掌握的許多劇目，現在也已經面臨失傳，如果將這些劇目有效傳承下來，戲曲的家底就會豐厚得多，更不用說民國期間大量的保留劇目。“自清末民初以來有大量的京劇海派劇目，比如《貍貓換太子》，后來上海京劇團雖然也演，但和民國時期演出的內容相比，已經只剩很少的一部分，數十本的連臺本戲被壓縮成大概只有兩三本。有沒有可能對這些劇目花點力氣去重新整理，讓他們以更豐富完整的面貌重返舞臺？”

　　今天保護地方戲對于推動京劇的發展是否會產生作用？傅謹的回答是肯定的，他說，比如溫州民營劇團演甌劇，也演京劇，他們在農村演出，接地氣，京劇市場很紅火，也帶動了戲曲市場整體的紅火。不過在北京，京劇民營劇團幾乎沒有，如果有多家民營劇團，北京的京劇演出市場就會更繁榮，對京劇演員的成長更有助益，像國家京劇院這種標志性劇團的示范作用，就可能會表現得更加清晰。

　　多年來傅謹一直提倡演員應該面向社會，走市場化道路，對于民間戲曲來說也是如此。他強調，戲曲既要傳承，也不能忘記市場在傳承中的作用。讓觀眾欣賞高水平的戲曲表演，既是市場的要求，同時也是傳承的核心內涵。這些年來，戲曲領域市場效益最好的，恰恰是經典劇目的高水平演出，而不是新創劇目，這一現象十分耐人尋味。它充分說明文化傳承與演出市場兩者是可以兼顧的，而且，民營劇團長期發展的實踐經驗，也證明了同樣的道理。無論京昆還是地方戲，只有處理好文化傳承與演出市場的關系，戲曲事業的健康發展，才有希望。

　　侯露：民間戲曲，是一種鄉愁

　　作為全國政協委員，侯露既是戲劇創作者，又是研究者，多年來她一直為戲曲搶救奔走呼吁。

　　侯露委員說，徽班本身就是民間戲班，京劇藝術就是從民間中來的。在過去，家里置辦紅白喜事都要唱戲，這是必不可少的“文化大餐”。所以新中國成立之初，國家百廢待興，中央仍沒有忘記把老百姓的喜怒哀樂放在心上，對地方劇種進行了大規模的摸底。調查結果是全國約有300多個劇種，這意味著，一天看一個劇種，能看上一年。那時侯露的家鄉安徽就有24個劇種，家鄉有一句話叫“忙時作田，閑時唱戲”。中秋節一過，糧食收回來了，戲班子就開始活躍在廣袤的田野上。在安徽泗縣，至今仍是村村有鑼鼓，到處有戲班。“家鄉的樂器拉起來，音樂響起來，方言唱起來，那是只有你的家鄉才具有的記憶和味道……”在侯露委員看來，戲曲，不僅僅是文化，它更是一種無可替代的鄉愁。習總書記講“記得住鄉愁”，其實地方戲，它正是鄉愁的重要組成部分。

　　“民間戲曲也是老百姓無可取代的敘事載體。”候露委員強調，老百姓可以用山歌、秧歌抒發感情，但是要講述故事、表達思想，地方戲曲是獨一無二的，地方戲用老百姓自己的語言教你怎么當官，怎么做人，它是老百姓的“百科全書”。

　　2014年，侯露委員參與了全國政協京昆室組織的關于地方戲的調研，受到很大的震撼：湖北宜昌的一個京劇票友社，條件非常艱苦，哪怕是一杯開水也要自備，但是票友們一堅持就是50年。而令她更沒有想到的是，在隱沒深山的土家族中，調研團看到了“百戲之祖”——“南戲”。很多人并不知道南戲在中國戲曲史上的重要地位，它是北宋末至元末明初在中國南方地區最早興起的漢族戲曲劇種，是中國戲劇的最早成熟形式之一。為了一睹“南戲”，調研團驅車一兩個小時，坐船一兩個小時，泊船上岸再爬一個45度的高坡……“就在這樣閉塞的村里，他們傳播著‘資丘南戲’，‘保存’著近千年的漢族‘百戲之祖’！文化傳承，有時與資金和政策并非有著必然的關系，但是地方政府的作用非常重要，關鍵要扎扎實實做點事情，哪怕是為孩子們印幾本書，為票友們提供一個文化場所。”侯露說。

　　這些年，侯露委員在政協會議上一直強調，原始的民族文化符號需要保護。因為，戲曲是我們民族特有的藝術形式。侯露委員為記者現場演唱了一段蘇州評彈版《蝶戀花》和花鼓戲《我們共產黨人》，記者從她演唱的旋律中感到似曾相識、過耳不忘的戲曲韻味。正如侯露委員所說：“這就是我們的鄉音，我們的鄉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