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5月29日–6月2日，我在香港中文大學祖堯堂參加法國遠東學院組織的國際討論會，討論“宗教與中國社會”，有個美國學者說，你們怎么這么糊涂呀，居然還講“中國”，以后不要再講了。中國學者聽了，都丈二金剛摸不著頭腦。

　　當時，羅泰（Lothar von Falkenhausen）教授就坐我旁邊，別提多著急。你瞧，咱們研究中國，中國都沒了，這叫怎么鬧的。他是替漢學家急呀。

　　現在，中國是什么？理解有點亂。但有一點我還明白，我是待在中國用中國語言研究中國，老土老土。維基網站說我是漢學家，不對。其實，我哪兒是什么漢學家呀。

　　漢學，本來類似埃及學、亞述學、赫梯學和印度學，是東方學的一個分支。研究者都是受過專門訓練的歐美學者，我們是被研究者。兩者的位置不一樣，就像花鳥蟲魚不等于植物學家或動物學家。我想，幾乎沒有哪位中國學者樂於說自己是這樣的漢學家，哪怕他負笈海外受過系統的漢學訓練。

　　不錯，我說過，至少到目前為止，中國人研究中國的學問和漢學研究還不是一碼事，更不同意說，我們的研究就是漢學的一部分。這里既包括文化背景、學術訓練、工作語言和研究方法的不同，也包括觀察角度、文化立場甚至政治立場的不同。這些不同是一些實實在在的不同。不同才需要交流，才需要相互學習。這里根本不存在領導和被領導的關系。

　　既然不是漢學家，那你就是國學家了。有人推論，事情只能如此。但我說，不。我也不是什么國學家。

　　國學是什么學？有人長篇大論，云山霧罩，越說越玄。我的理解很簡單，國學就是“國將不國之學”。中國，這100年變化太大，國早就不是原來的國，學也不是原來的學。如果非叫“國學”，那也是一門土洋并舉、中西合璧帶有過渡性質的學問，有人叫“新國學”。但語言學是新小學嗎？考古學是新金石學嗎？哲學史是新子學嗎？文學史是新集學嗎？怎么聽怎么別扭。

　　有人說，國學是中國人用中國方法研究中國傳統純之又純的學問，好像國學在中國從來就有。其實，中國雖有自己的學術傳統，卻從不以國學自居。

　　中國也當過老大。老大都是“不拿自己當外人”。只有“外人”（others），才入於蠻夷列傳諸藩志。殖民時代，東方學就是西方人的蠻夷列傳諸番志。自己，那是另一回事，什么你的我的，全是我的，我的還不就是你的。如果自己就是一切，當然沒必要另立名目。這就像歐洲只有東方學，沒有西方學。西方學，我們叫西學。這是我們給它起的名字。明代晚期以來，西方人來了，他們帶來了最早的西學。其實，只有從我們的角度講，才有所謂西學。

　　西學和國學是歡喜冤家。我理解，國學是西學東漸，被西學逼出來打出來的學問。西學未入，無所謂國學。國學是對西學而言，以前沒這個叫法。有這個叫法，目的是為了強調中國有中國自己的傳統，不甘作西學附庸。不但不甘，還想反客為主，重當世界文化的老大。

　　人都是沒啥想啥。我覺得，“老大”是個很無聊的想法。

　　國人倡言國學久矣，但什么叫“國學”，誰也說不清，沒法說清。前些年，國學網選“國學大師”，什么叫“國學大師”，根本沒標準。

　　魯迅說，“中國有一部《流沙墜簡》，印了將有十年了。要談國學，那才可以算一種研究國學的書。開首有一篇長序，是王國維先生做的，要談國學，他才可以算一個研究國學的人物。”其實，王國維是靠西學起家，《流沙墜簡》是利用沙畹的考釋。雖然他是一位文化保守主義者。他有一個夢，將來的世界還歸孔子領導，“東方之道德將大行于天下”。但就連他老人家都主張“學無古今中外”。我不信，中國學問只能按純之又純的傳統方法研究。

　　“學無古今中外”是我的一個夢。承認差異，理解差異，相互交流，相互學習，才能實現這個夢。

　　中國有取經傳統，只取經，不傳教。早期留學海外者，都是為了取經。他們差不多都有雪恥爭勝的沖動，但學成歸來，畢竟無法畫地為牢、固守藩籬。比如傅斯年，他是個“漢胡不兩立”的強烈愛國者，有人稱他為“義和團學者”。他的口號是“我們要科學的東方學之正統在中國”。但怎麼才能做到這一點呢？他領導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是以philology改造中國的經學、小學，以archaeology改造中國的史地之學。

　　中國現代學術，什么都師法外國。取經回來的人，個個是祖師爺。如考古學從美國學（李濟、梁思永），語言學從美國學（趙元任、李方桂），思想史從美國學（胡適、馮友蘭），藝術史從日本、德國學（滕固），漢學史從法國、德國學（陳寅恪、傅斯年）……

　　中國學術與法國漢學有緣，兩者的緣份是什么？是王國維說的“五大發現”。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之交，世界各文明古國都遭遇“探險式考古”。這五大發現，至少有三大發現是中法學者共同關心，既和羅王之學有關，也和法國漢學有關，雙方是借發現連在一起。一是“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地之簡牘”，二是“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唐人所書卷軸”，三是“中國境內之古外族之遺文”。

　　和三大發現有關，簡牘學、敦煌學、金石銘刻、西域南海考證（方言考證、史地考證和名物考證），以及中國傳統宗教（道教）和外來宗教（佛教、祆教、摩尼教、景教、一賜樂業教、也里可溫教、回教），還有蒙元史、突厥史，一直是法國漢學的強項。

　　對中國學者來說，法國漢學的吸引力主要在兩個方面：

　　第一，中國重經史考據，對法國漢學擅長的philology（西方的考據學）情有獨鐘。中國的邊疆地區，與周邊地區有很多陸路往來和海上往來，文化背景很復雜，沒有語言上的功夫，很難有深入了解。此學是漢學基礎，最難，陳寅恪學了半天，回國后，“自審所知，實限于禹域之內”，比起法國學者，毫無優勢而言，不得不“捐棄故技”，還是縮回到他更擅長的本土之學。

　　第二，法國漢學以西域探險為背景（這種探險到處都是考古學的先聲）。這一背景當然有殖民時代的歷史印記，和中國學者的感受不一樣（何止不同，簡直相反）。晚清以來，中國人有強烈的危機感，他們對內的感受是“瓜剖豆分”，對外的感受是“虎視鷹瞵”。四裔之學，因而成為經世之學。馮承鈞編譯的《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主要就是介紹法國漢學對中西交通和邊疆史地的研究。馮氏是伯希和的學生，對介紹法國漢學有大功。我們都很感謝他。

　　同樣，法國漢學對中國學術看重什么，也很說明問題。

　　1933年，伯希和訪華。他說，在他心目中，中國學者真正夠得上世界級水平，只有兩人，不是胡適，不是陳寅恪，而是王國維和陳垣。伯希和為《王國維遺書》寫過書評，他看重的不是王氏的古史研究，而是他對邊疆史地和蒙古史的研究。陳垣也是以宗教史研究被他看重。他看重這兩個人，并不是因為他們外語有多好，對西方研究多熟悉，而是因為有共同興趣，雙方都有可以取長補短的地方。

　　我認為，中國人研究中國，沒必要跟西學抬杠。土有土的好處，也有土的壞處。洋有洋的好處，也有洋的壞處，重要的是互補，而不是抬杠。中國，不光中國人可以研究，誰都可以研究。你研究你的，我研究我的，不必爭高下。漢學家研究中國，特點是由遠及近，由表及里，跟我們相反。他們掌握語言多，對中國四周的鄰居了若指掌，比我們有世界眼光，這些都是我們所不及。我們學不了，可以讓孩子們學。

　　現在，美國是國際學術中心，很多人都把美國當作夢。

　　有一位中國流亡者說過一句話，刻骨銘心，我印象很深，一直忘不了。

　　他說，他到美國的最大感受是：我得到了天空，卻失去了土地。研究中國，一定要居高臨下從天上研究嗎？不一定吧。

　　太陽掛在天上，月亮掛在天上，我們住在地上。

　　地上很好玩。從地上看天上，很好玩。

　　中國道教，最高理想是得道成仙。古時候，很多人都希望，服食金丹大藥，最后兩臂生羽，身輕飛舉，豈不快哉！但《彭祖經》的建議是，天仙固然很好，但如果你耐不住天上寂寞，最好還是留在地上做地仙。

　　蘇東坡說得好，月亮看著漂亮，其實冷冷清清。“我欲乘風歸去，又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間”（《水調歌頭》）。他沒上過月亮，但事情還真讓他給說著了。那地方溫差太大，白天攝氏127度，晚上零下183度。

　　我以為，研究中國，離不開中國。土地很重要。對我重要，對漢學家也重要。

　　我們還是待在地上，腳踏實地地研究中國吧。

　　2014年1月27日寫于北京藍旗營寓所

　　（原標題：同一個中國，不同的夢想——我對法國漢學、美國中國學和所謂國學的點滴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