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同一時期，延安的知識分子又是怎樣的待遇呢？

　　著名學者何干之是 1937年 8月全面抗戰爆發后第一批到達延安的大知識分子之一。他的待遇是“每月 20元津貼費，還派給他一名警衛員”(《何干之文集》第 2卷，北京出版社 1994年版，第 1頁。)。音樂家冼星海 1938年 11月到延安，起初生活不習慣，曾負氣地對人說：“保證我吃雞，否則一行旋律也寫不出。”但他很快就習慣了延安的生活，在 1940年 3月 21日給友人的長信中，他提到當時受到優待，每月津貼 15元(含“女大”兼課津貼3元)。當時，在“魯藝”的藝術教員一律 12元，助教 6元。此外， 1938至 1939年，“抗大”的主任教員艾思奇、何思敬、任白戈、徐懋庸每月津貼 10元。(參見《徐懋庸回憶錄》，人民文學出版社 1982年版，第 121頁。)王實味、陳伯達每月津貼 4.5元。(參見《親歷與見聞——黃華回憶錄》，世界知識出版社 2007年版，第 43頁。)作家陳學昭的丈夫擔任邊區醫院肺科主任，每月拿到 15元津貼。(陳學昭：《延安訪問記》，廣東人民出版社 2001年版，第 372頁。)1940年 1月，印度尼西亞籍華人醫生畢道文來到延安，組織給他的生活待遇是，每月大米 20斤、肉 10斤、白糖 2斤、津貼費 20元。另外，還為他配勤務員 1名、翻譯 1名、馬 l匹。以上都是當事人的回憶，應該是可靠的。

　　1940年 10月，國民黨政府停發八路軍軍餉，并對抗日根據地實行經濟封鎖，陜甘寧邊區財政經濟陷入極度困難。用毛澤東的話來說，當時“弄到幾乎沒有衣穿，沒有油吃，沒有紙，沒有菜，戰士沒有鞋襪，工作人員在冬天沒有被蓋”(《毛澤東選集》第 3卷，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第 892頁。)的地步。延安開展的大生產運動，便是為了渡過這個難關。 1941年 2月，邊區銀行正式發行邊幣。發行之初，邊幣和法幣的比價是1元換1元的。不久，邊幣的比價便開始下降，到1942年6月達到邊幣3.2元換法幣1元，到 10月間，便穩定到了邊幣2.1元換法幣1元。

　　在這種情況下，為規范和確保知識分子的待遇，中央書記處于 1942年5月頒布《文化技術干部待遇條例》，把文化技術干部分為三類。甲類技術干部，每月津貼 15元至30元，伙食以小廚房為原則，窯洞一人獨住，衣服每年特制棉、單衣各一套，其妻兒因故不能參加工作或學習者，其生活待遇與本人相同。同時期，八路軍衛生部各類技術員，按其學歷經歷工作成績而增加補貼，其中規定，醫藥衛生技術干部也分甲、乙、丙三類。甲類醫生凡在國內外醫科專校畢業富有3年實際工作經驗者，每月津貼60元至80元，護士凡專門護校畢業者每月20至40元，司藥以上者一律吃小灶，甲類醫生其家屬與本人待遇相同。

　　那么，當時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的津貼又是多少呢？每月 10元，比文化技術干部中護校畢業的護士最低檔收入還要低10元。黨政機關干部的待遇和文化技術人才相比，差距實在不可以道里計。

　　盡管文化技術人才的待遇已經優于黨政軍機關干部，但如果是發表文字作品，他們還有稿酬收入。做技術工作的，如果有突出成就，也有獎勵。

　　關于稿酬制，其實在紅軍長征剛到陜北時，即已實行了。 1936年8月，毛澤東、楊尚昆為編輯出版《長征記》聯名發出的征稿信里，便申明“備有薄酬”(《毛澤東新聞工作文選》，新華出版社 1983年版，第 38頁。)。10月，紅軍總政治部發布《〈紅軍故事〉征文啟事》里也說要“酌致現金或物質報酬”(《〈紅軍故事〉征文啟事》，《紅色中華》1936年11月 3日，轉引自《關于革命文物和革命史料征集工作的一組歷史資料》，《黨史研究資料》1996年第 3期。)。1937年5月，毛澤東、朱德聯名發出《中央軍委關于征集紅軍歷史材料的通知》還明確講，“一切創作稿件和紀念品，送來經采用后，均給以五角至二十元的現金酬報”(中央檔案館編《中共文書檔案工作文件選編》，檔案出版社 1991年版，第 60頁。)。

　　抗日戰爭時期，延安知識分子辦了許多刊物，不論是鉛印的，還是油印的；不論是內部出版，還是公開發行，征稿時基本上都講明有稿酬，有的還標出具體標準。如 1940年8月陜甘寧邊區大眾讀物社創辦的《大眾習作》，登出的“約稿”里就說：“寄來的稿子，凡是登載出來的，每一千字送稿費一元。 ”《大眾習作》屬基層刊物，影響力自然比不上當時中央指導辦的《解放日報》、《中國文化》，因此，其每千字1元的標準，不會是高的。毛澤東對《陜甘寧邊區實錄》開出每千字1.5元的稿酬，顯然與該書的內容和可以預期的影響有關。 1941年 9月10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反對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講話，談到稿酬問題時便強調要按質按需來定標準，認為“對研究實際問題的文章，要多給稿費。能使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教員，才算好教員，要多給津貼”(《毛澤東文集》，人民出版社 1993年版，第 374頁。)?？梢姡瑹o論是實行稿酬制，還是對知識分子的高額津貼，都是為了鼓勵有益于革命實際工作的精神勞動。

　　延安對著名文化人和知識分子的尊重，在蕭軍身上算是一個典例。 1941年7月，蕭軍想離開延安，給張聞天寫信，提出借一萬元路費，張聞天回信，答應可以想辦法。據蕭軍 7月20日日記載，7月18日毛澤東和他談話時，他表示，想過了10月魯迅紀念會以后再走，并把向張聞天借一萬元路費的事說了，毛澤東的回答是：“何必說借呢？這里可以想辦法的。”不到一個月， 8月13日的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成立由凱豐、艾思奇、陳伯達、范文瀾、周揚等十余人組成的中央文化工作委員會，毛澤東親自批準的工作費用，也只有一萬元。也就是說，當時中央準備給蕭軍一家離開延安的路費，便相當于一個工作機構的開辦費。

　　最近讀到李耀宇口述、李東平整理的《一個中國革命親歷者的私人記錄》，李耀宇隨紅四方面軍長征到達陜北后，一直在中央機關做后勤工作，1940年春到1941年春曾到延河邊上一家取名“勝利食堂”的飯館學廚，有時也跑堂。他回憶道：蕭三夫婦、蕭軍夫婦、馬海德夫婦、蘇聯的阿洛夫醫生是勝利食堂的?？?，他們來吃飯，都引進里屋的“雅間”。蕭軍那時有錢，點菜花樣多，醬牛肉、鹵雞、鹵肝、叉燒肉樣樣都點一些，喝了白酒，剩下的菜，統統打包兜走。在延安，蕭軍首先要求吃甲魚，食堂管理員買的甲魚，一只大約五六斤重，大概一元多邊幣一只。江青一月兩月來吃一頓飯，看來那時她沒有多少錢，每次來只吃兩碗餛飩，要不就喝一碗片兒湯。不久，組織上又派李耀宇到離延安較遠的一家紡織廠門前開一個小飯館，當時的菜價是：肉絲面兩元邊幣一碗，炒肉絲、炒肉片每盤五元邊幣。有天晚上，一個知識分子帶女友來吃面，點了兩個炒菜，斟了二兩高粱酒，要了兩碗湯面。臨走結賬，花了25元。

　　考述延安這段往事，不覺唏噓。歷史學家錢穆有一句名言：“在現實中發現問題，到歷史中尋求答案”。的確，人們追根索源地思考問題以至列舉曾經發生的事例，經常都是尋找理由的過程，所反映的其實是對現實的評判和期望。既然是找理由，就應該找最好的。中國共產黨在延安時期對知識分子的特殊照顧，出發點當然是為爭取更多的知識分子投入到中國革命事業當中來，但事情似乎也不只這樣簡單。它還說明：第一，中國共產黨作為一個馬克思主義政黨，從來都是向往、追尋、融入進而代表中國先進文化前進方向的政黨。第二，尊重知識、尊重人才是我們黨在延安時期就已奠定的優良傳統。第三，在經濟收入和物質待遇上，我們黨從來反對自己的干部去攀比其他高收入者。第四，知識分子投身到為人民和民族的大事業中去，并作出貢獻，就會得到理所當然的尊重。(作者陳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