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公司化”的破解之道

　　———訪十一屆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顧問宋曉梧

　　“以前很多地方政府關注點在相互競爭GDP，現在要把關注點放在培育公平的市場競爭環境，給人們塑造一個法制的環境，安定生活的環境。”

　　10月26日，由著名經濟學家、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顧問宋曉梧主編的《地方政府公司化研究》新書發布會在京召開。早在2004年，宋曉梧就提出，地方GDP競爭使地方政府成了資源配置主體，發展下去有著極大潛在風險，“當時我絕對想不到會有人把‘地方政府公司化’作為正面經驗來肯定，這是一個常識問題，既然是政府，就要厘清政府和市場的職能，更萬萬想不到這個問題能成為當前中國經濟理論界的爭論問題。”宋曉梧亮明態度，“我是堅決不贊成‘地方政府公司化’的，界定地方政府的職能對今后中國經濟社會發展有重要意義，是亟待解決的重大經濟社會問題。‘十三五’時期不堅決改變地方經濟競爭的局面，很多中央政策根本落實不了，這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題中應有之義。”

　　“地方政府公司化”應成過去時

　　宋曉梧反對“地方政府公司化”并不是對它的一概否定，“地方政府競爭確實極大調動了地方政府的積極性，為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作出了歷史性貢獻，在特定的情況下有一定的合理性。”宋曉梧解釋，“在我國人均GDP200多美元、物質財富極度貧乏的時代，大家都希望經濟發展得快一點。當時考核的辦法，也是激勵GDP增長的，極大地促進了GDP總量增長。從某種意義上說，中國經濟的增長是地方政府貢獻的。”

　　長期以來我國經濟保持高速增長，政府與市場邊界不清的問題，在一定程度上被掩蓋了。隨著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地方政府公司化”積累的諸多問題越發明顯，宋曉梧表示，“發展有階段性，現在看，地方政府經濟競爭已經弊大于利，必須得改變了。”

　　在宋曉梧看來，地方政府GDP競爭的弊端有6大方面：一是加劇了產能過剩。不僅鋼鐵、水泥等傳統產業產能過剩，新興產業如太陽能光伏、風電設備也在幾年之內出現嚴重過剩，一個重要原因是地方保護和地方競爭，地方政府盡一切可能上項目擴產能，一旦企業虧損又通過財政補貼進行輸血。二是惡化了生態環境。地方政府為了招商引資，放寬對環境的保護，一些地方政府甚至成為污染企業的保護傘，有的污染企業就是當的地“一把手工程”，導致環保審批、監管失靈。三是導致地方債務過重。地方政府的競爭要投資，搞自己的融資平臺。龐大的地方債務在很大程度上是地方政府投資沖動的產物。四是割裂了全國統一市場。一些地方政府為了促進本地區的發展，用行政手段干預市場的競爭，對本地區的企業和產品采取保護措施，發生經濟糾紛的時候，法院維護本地的經濟利益。五是扭曲城鎮化進程。當前以投資拉動為主的情況下，一些地方政府大拆大建增加自己的經濟總量。有12個省會城市要建55個新城，144個地級城市要建200個新城等，有限的資金主要投向基礎設施建設和工業化，無法滿足公共服務的需求。六是成為腐敗的溫床。地方政府集行政權力與資源配置權力于一體，左手權，右手錢，權錢交易的空間無限巨大，一人掌權，親友掙錢，權錢交易的手段極其私密。

　　宋曉梧指出，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讓市場在資源配置當中起決定性作用，實際情況是，“現在看有一點改變，但是總體改變不大。以去年的情況為例，東西部的一些城市，仍然為了完成穩增長任務，開展招商引資的百日競賽等等。到地、市，實際是政府全權指揮，政府在那兒配置資源。如果每年的經濟指標，地方政府來規定今年投資必須增長40%，GDP必須增長13%，用這些指標對各級干部進行考核，在這種狀態下，如何能夠落實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

　　有效的地方政府如何成功鍛造

　　在人類歷史的長河中，政府主導型發展的成功案例并不鮮見，遠者如19世紀原本貧困落后的俄羅斯帝國和普魯士帝國通過實行“趕超戰略”成為所謂“后發型工業化”典范；近者如20世紀中后期，東亞若干經濟體即日本和“亞洲四龍小龍”成功地趕上了發達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被稱為“東亞奇跡”。從而，國際學術界誕生了“發展型政府理論”。宋曉梧表示，“我們當然需要一個有效的政府，但并不需要一個公司化的政府。”

　　宋曉梧眼中的有效政府不是代替市場去主導資源配置，而是為市場的良好運行提供一些支持性條件，“以前很多地方政府關注點在相互競爭GDP，現在要把關注點放在培育公平的市場競爭環境，給人們塑造一個法制的環境，安定生活的環境。”宋曉梧強調，政府干預是否必要的問題其實并不是問題，真正的問題在于政府如何干預，或者說政府干預能否以順應市場機制甚至強化市場機制，而不是破壞、扭曲甚至取代市場機制的方式來進行。

　　宋曉梧舉例說，以前地方政府為了追求GDP，盲目上新的產能，并保護本地落后產能，鋼鐵、石化、光伏、風電等項目一哄而起，這種政府拍板推動的投資效益低下。未來的資源配置應該更多讓市場來選擇，第三產業要放寬民間資本的進入，如動漫、快遞、網絡服務、養老服務以及金融服務等，都應該放開。我們還有很多新興產業很缺乏，把這些領域放開，讓民營資本進去，國家給予一定的倡導，并加強市場監管。讓地方政府為了GDP競爭再去投資重化工業已經沒有多少出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