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1940年7月，南洋華僑領袖陳嘉庚為了慰勞祖國抗戰軍民，來到延安實地考察。

　　他是帶著懷疑來的。

　　在重慶時，他“常聞陜北延安等處，人民如何苦慘，生活如何窮困，稍有資產者則剝榨凈盡，活埋生命極無人道。。。。。”，結果，在延安所見所聞令陳嘉庚深感意外，所有謠言不攻自破：“如民眾生活慘苦，則所見聞都未有。資產剝奪，則田園民有，商店自由營業……”，“縣長概是民選，正式集大多數民眾公舉，非同有名乏實私弊……”。

　　陳嘉庚看到是統一戰線的民主政權——“三三制”：即共產黨員占三分之一，非黨的左派進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間派占三分之一。

　　這與實行“一個主義、一個政黨、一個領袖”的國民黨一黨專制政權形成鮮明的對比。

　　這就不難理解為什么全國的知識青年千里萬里地投奔這片窮鄉僻壤。不僅僅因為“這里一沒有貪官污吏，二沒有土豪劣紳，三沒有賭博，四沒有娼妓，五沒有小老婆，六沒有叫化子，七沒有結黨營私之徒，八沒有萎靡不振之氣，九沒有人吃摩擦飯，十沒有人發國難財”（毛澤東語），還因為——

　　這里有民主。

　　中國共產黨誕生伊始就帶著民主的基因，就把民主鮮明地寫在自己的旗幟上。即使是在為民族危亡而戰的時候，中國共產黨也一刻也沒有放棄對于民主的追求，認為“沒有民主，抗日就抗不下去。有了民主，則抗他十年八年，我們也一定會勝利”（毛澤東語）。

　　在陜甘寧邊區等抗日根據地普遍實行的這種“三三制”政權通常被稱為中國共產黨實行協商民主的一種地方性試驗。

　　不僅如此，目光遠大的共產黨還把它看成“帶著推動全國建立統一戰線政權的性質”，“對于這種政權性質的明確了解和認真執行，將大有助于全國民主化的推動”（毛澤東語）。

　　毛澤東在邊區參議會上解釋了共產黨這樣做的原因：“中國社會是一個兩頭小中間大的社會，無產階級和地主大資產階級都只占少數，最廣大的人民是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以及其他的中間階級”，“共產黨提出的使各界人民都有說話機會、都有事做、都有飯吃的政策，是真正的革命三民主義的政策。”

　　邊區政府副主席李鼎銘在1944年深有體會地說，新民主主義是“照顧各階層利益的，勿論是地主、資本家、工人、農民都要照顧”。

　　后來，“統一戰線”被毛澤東概括為與“武裝斗爭”、“黨的建設”并列的黨的三大法寶。

　　1949年，陳嘉庚做出了自己的政治選擇，奔赴北平，參加第一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

　　和他一同到來的，還有一大批來自五湖四海的穿長衫的教授，工商業者，社會賢達。

　　三

　　1949年3月23日，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在離開西柏坡向北京進發。他和他的戰友們候意味深長地說，我們是進京趕考，我們決不能學李自成，絕不能脫離群眾。

　　群眾，都包括哪些人的呢？后來國旗上的四顆小星表明，除了工農之外，還有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

　　“無產階級只有解放全人類，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共產黨不能脫離他們。

　　對于晉綏土地改革中出現的“貧雇農打江山坐江山”的“左傾”口號，毛澤東十分重視，明確指出：“在全國，是工人，農民（包括新富農），獨立工商業者，被反動勢力所壓迫和損害的中小資本家，學生、教員、教授、一般知識分子，自由職業者，開明士紳，一般公務人員，被壓迫的少數民族和海外華僑，聯合一道，在工人階級（經過共產黨）的領導下，打江山坐江山，而不是少數人打江山坐江山。”

　　否則，和國民黨還有什么兩樣？

　　實際上，染紅五星紅旗的不只有共產黨人的鮮血。

　　許多民主黨派成員和無畏的共產黨人一樣，為新生的共和國獻出了生命，著名的如李公樸、聞一多等。

　　已經決定跟共產黨走的黃炎培被赫然在國民黨的暗殺名單上。后來在中共地下黨的安排下，成功出走上海。他的二子黃競武卻未能幸免，于上海解放前數日被活埋。

　　解放軍進入上海后，在一次座談會上，針對著名歷史學家周谷城“感謝解放軍打進上海，把我們解放了”的說法，陳毅馬上糾正說：“不要說是解放，是會師，解放軍從外面打進來，你們從里面打出來，我們是共同會師。”

　　共產黨實行民主的愿望是真誠的。

　　毛澤東說：“國事是國家的公事，不是一黨一派的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