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其庸先生說，你什么都不要搞了，《康熙大帝》就是你的前程

　　問：剛開始創作時，有人質疑您，整個創作過程也非常不易，這么多年您是怎么堅持過來的？動力和信心來自哪里？

　　二月河：我年輕的時候也是雄心壯志，父母親很早就參加革命，周圍的人都算成功人士，于是自己也想將來一定做一番事業。可是，父母親所在的部隊調動頻繁，我只好不斷地轉學。上學沒有上好，小學、初中、高中都留級了，留到1966年。文革開始后，高考沒了，去當兵，參軍又十年，33歲才當了指導員。別人33歲當正團，我還是一個副指導員，我不想當官了，我想做點事情。不能做官就在文學這條路上走一走。于是，我走上研究《紅樓夢》這條道路。我把我寫的研究文章寄給紅學會，他們也沒有給我回信。后來，我給紅學家馮其庸先生寫信，我說我寫的稿子請您看一看，如果我真不是研究《紅樓夢》的料，請您給我回一封信寫幾個字，我不在這兒浪費時間了。如果您覺得我是這塊料，也給我回幾個字。這個信去了幾天，馮其庸先生給我回信了，洋洋灑灑一百多字，主要就是說覺得我可以，這樣我就走進了《紅樓夢》。后來，1982年在上海召開全國第三次《紅樓夢》學術討論會后，我開始寫作康熙。

　　到1985年，我已經寫了17萬字的《康熙大帝》，馮其庸先生看過后說，你什么都不要搞了，《康熙大帝》就是你的前程。1985年底，我寫了34萬字的《康熙大帝》，第二年6月份這個書就出來了。人生成功一個是力氣，一個是才氣，再一個還要有運氣。

　　找一個省文聯主席容易，找一個二月河難

　　問：您說曾有做官的機會，可您拒絕了，剛開始不是就想做官干一番事業嗎？

　　二月河：也曾有過想通過當官有所作為的想法。可是在走上文學道路后轉變了。十五年前省委組織部找我談話，說想讓我當省文聯主席。我跟他們講，我說我不會管人，這是第一。第二我不會管事。第三我不會管錢。不能管事、不能管人、又不能管錢，你叫我來干什么？想當這個文聯主席的人多得很，但是我要告訴你們一句，找一個省文聯主席容易，找一個二月河難，我說我也不用考慮了。現在我是省文聯名譽主席，不管事不管人不管錢，是一個自在人。我做事情比較專心，這也是一種定力。你如果拿不定主意，又想做官又想做事，也可能官也做不好事也做不好。

　　魚和熊掌不可兼得，你想發財就做生意，要做官就不能想發財

　　問：現在有些干部既想當官，又想發財，這種情況令人擔憂。

　　二月河：是，魚和熊掌不可兼得，你想發財就做生意，要做官就不能想發財。根本的問題是你自己有沒有立場，這跟自己的價值觀有關，跟自己受到的家庭教育有關。

　　在我小時候，因為錢的問題，我母親不知道說了多少次。她說將來兩個錯誤你不能犯，一個是不是你自己的錢你不能要。不是你的錢，一分也不能要。一個是作風上不要叫周圍人對你有議論。這兩條原則掌握住，剩下的問題家長可以幫你，朋友、老師都可以幫你，這兩方面出了問題，別人幫不了你。這就為我以后的人生設立了一些不能逾越的杠杠。

　　歷史告訴我們，腐敗不會導致速亡，但腐敗能導致必亡

　　二月河：我在幾個場合一直對干部這樣講：腐敗不會導致速亡，歷史上沒有這個效應，但腐敗能導致必亡。滿軍入關的時候，只有8萬5千兵力，吳三桂在山海關的駐軍是3萬5千人，合在一起就是12萬人。漢族的兵力是多少呢，李自成的鐵騎部隊有100多萬，加起來漢族的武裝力量在400萬人以上。可是12萬人打400萬人，卻如入無人之境。為什么，因為你腐敗了，400萬人也就是一堆臭肉，不腐敗，12萬人也能變成一把剁肉的刀。崇禎皇帝最后是什么樣子呢？只能跑到景山自殺了。這些歷史的細節真切地告訴我們，腐敗與每個人都有關聯。不是說某人因為腐敗被抓去了才有關聯，那只是在來早與來遲之間的差別。到了某一天，腐敗蔓延至全社會，社會“糖尿病”的并發癥整個發作，你說你往哪里逃？毛澤東同志講過，崇禎不是個壞皇帝，可是在那樣的情況下，他又有什么辦法呢？所以說到了那一天，大家知道的時候已經為時晚矣。人清醒是需要條件的。很多人清醒是在大禍臨頭時，在東窗事發時，在接受調查時。到那時清醒還有什么意思，錯誤已經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