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學西傳的橋梁

　　談到澳門的作用時，大多數學者都將目光集中在西學東漸上，而實際上，澳門在中國文化西傳上的作用一點也不比它在西學東漸上的作用小，甚至還要大。

　　美國漢學家費正清談到基督教傳教士在中西文化交流的作用時說，這些傳教士站在中西文化的雙行線上，一方面他們把西方文化介紹給中國，另一方面，他們把中國文化介紹給西方。這個評價是很恰當的。明清之際中西文化交流史的魅力就在于，它是在一個世界范圍內討論著中國文化和西方文化。在中國從文人到皇帝思考和討論著基督教所代表的西方文化，而在西方從思想家到帝王討論著以儒家為代表的中國文化。這場世界范圍內的中西文化的大討論首先是從傳教士對中國的典籍翻譯開始的。

　　第一個來到澳門的意大利傳教士羅明堅首次將中國的典籍翻譯成拉丁文。而長期在澳門生活的葡萄牙傳教士曾德昭在他的《大中國志》中介紹了儒家，他認為孔子作為一個四處奔走的教育家和哲學家，總希望各國君主采納他的哲學，盡管屢遭挫折，但不屈不撓。曾德昭對孔子這種人格給予很高的評價，他說：“孔夫子這位偉人受到中國人的崇敬，他撰寫的書及他身后留下的格言教導，也極受重視，以致人們不僅尊他為圣人，同時也把他當先師和博士，他的話被視為是神諭圣言，而且在全國所有城鎮修建了紀念他的廟宇，人們定期在那里舉行隆重的儀式以表示對他的尊崇。考試的那一年，有一項主要的典禮是：所有生員都要一同去禮敬他，宣稱他是他們的先師。”

　　曾德昭認為，孔子的主要貢獻就是寫了《五經》。對于《四書》，他認為《四書》是在強調一個圣人政府應建立在家庭和個人的道德之上。他說：“這九部書是全中國人都要學習的自然和道德哲學，而且學位考試時要從這些書中抽出供學生閱讀或撰寫文章的題目。”從澳門返回歐洲的意大利傳教士衛匡國在歐洲出版了《中國新地圖志》、《中國上古史》、《韃靼戰記》，更為詳細地介紹了中國的情況。

　　比利時來華耶穌會士柏應理從澳門回到歐洲后出版了《中國哲學家孔子》，這本書實際上是傳教士們的集體之作，在歐洲產生了廣泛的影響，著名哲學家萊布尼茨也看到了這本書。對于中國這個遙遠的國度，萊布尼茨始終抱以一種平等的態度，他沒有傳教士們那種“歐洲中心主義”，基督教文化至高無上的觀點，他在《中國近事》中說：“我希望有一天他們會教授我們感興趣的東西——實用哲學之道和更加合理的生活方式，甚至其他藝術……因此我相信，若不是我們借一個超人的偉大圣德，也即基督宗教給我們的神圣饋贈而勝過他們，如果推舉一位智者來評判哪個民族最杰出，而不是評判哪個女神最美貌，那么他將會把金蘋果判給中國人。”伏爾泰讀到了這本書后，儒家思想成為其思想的武器，他展開與中世紀神學的斗爭，由此拉開了歐洲近代思想變革之幕。與此同時，在歐洲形成的18世紀中國熱是從澳門出發返回歐洲的傳教士們所催生出來的社會文化思潮。

　　從澳門傳回歐洲的中國文化在西方的東方學中終于催生出了一門新的學科：漢學。雷慕薩成為西方第一位專業漢學家，與傳教士相比，他的研究指向是很清楚的：作為學術的漢學，而不是作為傳教的漢學。耶穌會的傳教路線是“合儒易佛”，在對中國文化的研究上重點是儒家，因此，對儒家學說的翻譯成為一代又一代耶穌會士的漢學家們的重點任務。到雷慕薩時，他研究的重點再不是儒學，他的博士論文寫的中國醫學，他的成名作是《法顯〈佛國記〉的譯注》，這是過去在華的耶穌會士的漢學家們從來沒有做過的，這本譯著實際上開辟了以后法國漢學的一個重要的研究方向：對佛教的研究。

　　此外，雷慕薩在研究的情趣上更為世俗化，除了中國重大的歷史和政治外，對中國世俗性的生活介紹也成為他的研究內容。例如，他翻譯的《玉嬌梨法文翻譯》、《法譯中國短篇小說集》，《玉嬌梨》是當時的市井流行小說。當然，這個分析只是初步根據雷慕薩的書目著作表來判斷的，未必完全準確，但從他的研究書目中還是可以看出這些最基本的特點的。雷慕薩是中國學術界應該記住的名字，正是從他開始對中國文化的研究在世界范圍內正式展開，漢學研究進入西方的教育研究體制之中。今年是西方專業漢學誕生200周年，值此，整個西方漢學界應該感謝澳門，這里才是西方漢學的真正起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