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間人才是基層群眾中有一技之長、能進行創造性勞動并對社會作出貢獻的人才，具有草根性、廣泛性、非官方性等特點，是基層穩定的重要力量。加強民間人才隊伍建設，是新時期黨管人才工作踐行群眾路線具有開創性的一項探索，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和戰略意義。”市委書記錢建民肯定說。

　　據悉，目前紹興各區、縣（市）已出臺了一系列激勵措施，發放證書7.58萬張，掛牌2.78萬戶，獎勵資金110多萬元，創業信貸667萬元，選拔986名民間人才作為入黨積極分子，2422名列為村級后備干部培養對象。

　　對已經評出來的人才，該市還組織開展學習培訓、技術傳授、經驗交流、成果推廣等各類活動，參與者已達3.3萬人次。此外，該市還培育民間組織1495個，創設志愿服務、技術幫扶、文化活動等載體，有3000多名民間人才參與擇崗服務；建立聯系聯絡制度，有6.2萬名干部聯系8萬余名民間人才，通過經常性走訪，把民間人才團結和凝聚在黨組織的周圍。

　　經過一年多的評選，全市評出各類民間人才36.5萬人，群眾的尊榮感大大提高。

　　高新區稽山街道家庭婦女張林芬，包粽子技術一流，經“民間人才廚藝比賽”獲得中級家政師稱號，紹興電視臺錄制了她包粽子的節目；越城區塔山街道婦女吳英因唐裝、旗袍等古裝上的盤扣做得好，被評為三星級民間人才；新昌縣沙溪鎮農民方中平有機水稻種得好，被授予民間人才工作室牌匾……星級評定使普通農民發現，只要干得好，都會得到尊重，他們就是鄉村里的精英！

　　今年5月，美國佛羅里達州羅林斯學院姚渝生教授來到店口鎮湖西村調研。5月29日結束10多天的調研離開時，這位對中國現代化進程與鄉村建設關系興趣濃厚的學者說：“士紳傳統在店口復蘇了，這是中國歷史的一種延續。”（光明日報記者 劉 偉 嚴紅楓 葉 輝 紹興日報記者 裘浙鋒）

　　鄉村治理現代化的樣板

　　光明日報評論員 

　　城鎮化已經變成了一個滋味復雜的命題，近20年以來，它陸續將諸多治理困境呈現給了轉型中的中國。在這當中，鄉村空心化、鄉村文化斷裂、農村社會治理失效尤其令人憂心。人們的普遍感受是，中國鄉村已經被一路高歌猛進的城鎮化拋在了身后，正氣喘吁吁地奔跑在它狹長的影子中。

　　稍微盤點一下就會發現，近年來以城鎮化為關鍵詞的農村報道少見正面的消息，浙江上虞“鄉賢文化”確實是難得的例外。在這里，公共服務普及、基層民主建設與鄉土文化的延續、公序良俗的形成有機地結合到了一起。一個兼具鄉土性與現代性，既存續了人文精神，也展現了現代公共治理規律的新型鄉村模式，呈現在人們眼前。

　　鄉土社會是最能體現中國傳統文化特征的地方，也是中國現代轉型中最艱難的部分。費孝通先生曾言，“從鄉土社會進入現代社會的過程中，我們在鄉土社會中所養成的生活方式處處產生了流弊”。現代社會是法理社會，鄉土社會是禮俗社會；現代社會崇尚契約精神，鄉土社會通行倫理規矩，簡單嫁接與拿來主義在這里是行不通的。成功的鄉土社會治理，需要禮樂政刑綜合為治，需要從現代公共治理和傳統人文精神中找到雙重支點。

　　上虞的“鄉賢文化”，正是對這兩個方面的有機結合。鄉賢是從鄉村走出去的精英，他們回鄉安度晚年，不僅能以自己的經驗、學識、專長、技藝支援新農村建設，還能以自身的文化道德力量教化鄉民、澤被故土。他們既了解鄉土文化心理，又熟諳現代社會規則，既經歷過傳統文化熏陶，又具備了現代人文精神，他們離鄉與返鄉的過程，正是在文化意義上打通鄉土社會與現代社會的過程，而他們返鄉支援農村建設的過程，也是鄉土社會啟蒙和轉型的過程。

　　因此，對鄉村治理而言，發揮鄉賢作用、培育鄉賢文化要會用勁、用巧勁。上虞的做法有其地域特色，是地方政府有效探索的成果，但其所體現的“方法論”，當是中國鄉土社會轉型和城鎮化的必然選擇。它以自身的成功再次重申了兩個判斷：一、中國傳統文化能夠為現代社會治理提供智慧；二、中國社會必須以自身文化為基點完成現代轉型。今天我們所致力于探索的“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的現代化”，需要以這兩個判斷為前提。

　　招商引資不算難，打造特色經濟不算難，將某一地的GDP提升到某一數字也不難。對于城鎮化中的鄉村，最難的是繼承和重塑鄉土文化，重新找到自身角色，搭建一個“法情允諧”的基層治理構架，找到公共治理規則與傳統禮俗的最佳平衡點。上虞的“鄉賢回鄉”提供了一個很好的樣板，也為鄉村治理命題設置了一個討論層次，應該有更多的探索在這個層面上進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