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得見的手不能成為閑不住的手”

　　本報記者 汪俞佳

　　如何加快轉變政府職能，完善現代市場體系？23日下午，全國政協十二屆常委會第六次會議第二專題組上，常委、委員們圍繞這一主題積極發言，建言獻策。

　　“目前我國專業服務業發展主要存在法制環境不夠完善、政策環境不理想和監管環境比較復雜三方面問題。”胡四一常委第一個拿起話筒發言。專業服務業是指以專業知識和專業技能，在會計、審計、資產評估、稅務、管理咨詢、建筑設計等領域為委托人提供法定服務和定制化服務的總稱。胡四一建議，將專業服務業管理納入法制化軌道，加快行業協會與政府行政機關“脫鉤”，推進政府職能轉變。“政府要做到不越位、不錯位、不缺位，主動向協會‘賦權’，這樣能有效解決多頭監管問題。”

　　“行業協會可以適當、有序地承擔部分政府職能轉移。”談到行業協會，陳章良常委立即打開話匣子。通過多次調研，陳章良發現，目前在發達國家，政府向社會團體轉移職能已成為普遍現象，我國香港同樣如此，比如一名工程師的專業資格是由香港工程師學會來認證，而不是政府。“一些職業資格認證、科研評估等都可以交給行業協會，政府沒必要大包大攬。”

　　不過，社會組織承接政府職能是一個問題，如何承接又是另一個問題。陳章良認為，在政府職能轉移給行業協會時，行業協會自身的管理能力也要相應提高，應進一步完善行業協會自身建設。

　　如何建設有限政府、有為政府和法治政府？在王全書委員看來，政府這只看得見的手，一定不要成為閑不住的手。“行政審批權力需要再‘瘦身’，甚至‘割肉’，該取消的嚴格取消，該調整的調整，該下放的下放，不要明放暗收，堅決管好政府這只閑不住的手。”

　　“放權不是撒手不管，而是提出更高的要求。”王全書認為，政府應重點做好正確引導、激勵機制、提供市場信息、科學制定發展規劃等服務職能，有助于提高政府的決策力、執行力、協調力和服務力，形成高效市場和高效政府的“雙高”格局。

　　政府應成為科技創新的引領者

　　本報記者 呂巍

　　談及國家創新體系的建設問題，參加全國政協十二屆常委會第六次會議的很多常委和委員都不忘強調中小企業在創新中的主體作用，但更多與會者選擇對政府應在推動中小企業成為創新主體過程中應擔負的責任發表自己的看法。“雖然政府不是創新的直接參與者，但其在創新體系建設中的作用舉足輕重。政府的作用發揮得不好，中小企業的創新活力就得不到激發，產學研一體化和全民創新也就無從談起。”陳紹軍常委開宗明義。

　　在劉繼賢常委看來，搞國家創新體系建設，政府需要做的工作很多，體制、機制和法制建設是其中最重要的三個方面。“政府需在體制建設中起主導作用，制定前瞻性的發展戰略，對創新體系進行結構、信息等方面的調控，同時發揮導向、協調、引進等方面的機制作用，充分調動企業、高校、科研機構甚至是中介的創新積極性，形成雙邊、多邊的創新合作，并加大創新人才的培養和使用、創新成果的評價和轉化等方面的法制建設。”

　　“除此之外，政府還應引導良好的創新氛圍，引導社會資源向科技創新企業傾斜，并科學統籌各種創新資源，建立公平公正的市場準入機制，通過知識產權保護、財稅政策支持等手段‘刺激’中小企業，讓他們爆發出更強勁的創新動力和活力。”張來斌常委表示。

　　張震宇常委指出，目前政府在創新政策協調、科技服務供給、基礎研究領域投入等方面的不足，“政府應加強頂層設計，改革科技行政管理體制，避免‘政出多門’，同時一定要在推動中小企業科技公共服務平臺建設方面下大功夫，為中小企業這一創新主體服好務，使他們能夠真正把精力集中在科技創新上。”

　　作為企業界人士，王小蘭委員深知科教體制改革在推進過程中會和其他改革一樣遇到很多困難。“任何改革都需要伴隨著一場思想解放，都需要打破不自覺形成的認識依賴和路徑依賴，無論是政府還是企業，都需要從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角度上理解今天的改革、設計今天的改革、參與今天的改革，否則再好的改革設計也沒有執行的基礎。”王小蘭說。

　　對少數民族八省區政策傾斜要更多些

　　本報記者 司晉麗

　　“記得西部大開發剛開始時，有企業不樂意往西部去，說‘我在東部地區投一塊錢產出五塊錢，到西部投五塊錢才產一塊錢，我憑什么要去？’這個矛盾大家怎么看？”在23日的全國政協十二屆常委會第六次會議上，杜鷹委員一句話就把大家的思緒帶回14年前。

　　“民族問題不僅是經濟和民生問題，還是關乎邊疆穩定和中華民族凝聚力的問題。”杜鷹說。

　　我國少數民族八省區包括內蒙古自治區、寧夏回族自治區、新疆維吾爾自治區、西藏自治區和廣西壯族自治區五大少數民族自治區和少數民族分布集中的貴州、云南和青海三省。這些地區GDP占全國的10%左右，國土面積占全國58%左右，人口占14%。杜鷹在多次調研中發現，這些區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重點和難點地區。雖然這些地區經濟發展速度、收入增長速度都超過了全國平均水平，但是在全國的絕對差距還在擴大。

　　杜鷹表示，這些地區在產業布局方面存在著產業結構失衡、產業發展層次低和資源配置效率低突出問題。八省區總的資源性產品占工業銷售額平均比重68.6%，比全國高出24.6%，導致區域經濟結構單一，抗風險能力低。高新技術產業占工業增加值的比重只有1%，雖然集中了我國大量農業資源，但由于西部物流費用比全國高，資源優勢也因此而“部分抵消”了。

　　“企業把小麻袋留下，大麻袋扛走，有的甚至把大小麻袋都扛走了。”這是杜鷹在民族地區調研時現場聽到的一句話。他結合此現象表示，民族八省區的資源優勢并沒有很好地轉化為經濟優勢，原因在于體制機制。例如，在資源開發的利益分配上，當地資源大部分都是央企在開發，而這些企業很多都沒有在當地注冊子公司，繳稅時回到總部所在的省市。

　　“針對民族地區產業現狀，應從大局出發，在更好地發揮市場配置作用的同時發揮好政府作用，支持他們走出一條有中國特色、民族地區特點的新路子。”杜鷹呼吁國家對少數民族八省區做些更多更具體的政策傾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