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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炭金三角”的“鐵銹地帶”

2014年06月16日 10:49 | 來源:中國經濟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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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亟待銀行“輸血”和政府“松綁”

  “銀行的隔岸觀火會毀掉一批好企業”;“如果政府再不施以援手,民營煤炭企業將會大面積死掉”。

  “銀行要為企業貸款保持存量,不能抽貸,要增加規模與適度降息;政府要減輕企業負擔,降低各種稅費;希望中央有關部委下放部分審批權限,能在地方辦理的不要跑到北京去辦……”這是記者采訪期間收到的一條短信,發信人是鄂爾多斯市某大型民營能源企業負責人。

  由于該企業在當地具有極高知名度,這名負責人婉拒了記者的采訪。在記者離開鄂爾多斯時,他用短信致歉,并發來上述幾條“當地企業共同的訴求”。

  對于目前的金融環境,榆林市榆陽區一煤炭企業負責人用“糟透了”來形容,令他難以接受的是,四大國有銀行對榆林市涉煤行業的貸款幾乎“封了口”,10萬元以上的貸款審批權限已上收至省行。

  神木縣金融辦陳俊(化名)將銀行的這種“謹慎”概括為“可以錦上添花,不會雪中送炭”。“煤炭市場好的時候,銀行追著企業貸款,現在是只還不貸。神木縣的存貸比是56%,合理的比例應該在70%~75%,就這樣也不給傾斜。”

  榆林“貸款權限上收”之舉在鄂爾多斯市金融辦主任孫建平看來,有些“反應過度”,他堅決反對煤炭下行時期銀行的抽貸行為。

  “抽貸就等于加速了企業的死亡!”孫建平認為,經濟下行期間,由于煤炭量價齊跌,今年鄂爾多斯的煤炭企業還貸壓力會比較大。

  鄂爾多斯某民企負責人擔心銀行的“隔岸觀火”會“毀掉一批好企業”,他希望銀行能區別對待不同企業,幫助有潛力的企業渡過難關。

  這家貸款規模逾百億的企業負責人直言:“滿世、伊東、鄂爾多斯等地方大型企業均有互保關系,如果有一家的資金鏈斷裂,必然會波及到其他企業,那將是災難性的后果。每家企業都是上萬名職工,會帶來很大的社會問題……”

  除了急需銀行“輸血”,各地也在呼吁政府盡快出臺更多的“救市”舉措。

  “神華、中煤等央企及省屬煤炭企業的資源多數為劃撥,規模大、有‘長協’,銀行貸款也不成問題,如果地方政府再不施以援手,民營煤炭企業將會大面積死掉。”榆林市某煤炭企業負責人憂心忡忡。

  事實上,晉、陜、蒙三省區從去年開始已陸續出臺相關政策。

  去年7月,山西省出臺“煤炭20條”,提出暫停提取礦山環境恢復治理保證金等費用,煤企噸煤下降15.1元的成本。今年5月,在去年為企業減負近200億元的基礎上,山西再發通知,要求凡未經省級以上人民政府批準的涉煤收費項目,一律取締,上述幾項費用仍暫停提取。

  內蒙古自治區也在去年出臺了政策,從下調煤炭價格調節基金征收標準、規范和減免鐵路運雜收費等方面,為煤企減負。今年,內蒙古擬建立東部區煤炭銷售聯動機制,以應對煤炭市場下行壓力。

  榆林市能源(煤炭)局蔡副局長告訴記者:“榆林市在2012年底就出臺了暫緩征收噸煤15元價調基金的政策,即將通過的‘2014工業穩增長十條意見’將在減免稅費、運力協調等方面進一步為企業著想。”

  即便如此,企業仍感覺“力度微弱”。相關資料顯示,煤炭高峰時期我國的涉煤稅費在109種以上,其中包括增值稅、資源稅、企業所得稅等21個稅種以及近90種收費。

  瘋狂的產能

  鄂爾多斯在建產能還有1.2億噸,榆林也同樣有驚人的產能等待釋放。

  煤炭價格的下跌一方面是經濟下行、能源需求不足的表現,而更深層次的原因被業內人士指向產能過剩。

  長期研究煤炭領域的專家趙加積預言“煤炭將長期過剩”,他的依據是煤炭基本建設投資的大幅增長。

  數據顯示,“十一五”時期,中國煤礦基建投資高達1.249萬億元,平均每年投資2479.94億元,是“十五”時期的5.54倍;2011年投入了4700億元,一年的投資相當于“十五”時期的兩倍;2012年的投資繼續增加到5570億元。2006至2012年的7年間,累計投資高達2.27萬億元。

  據趙加積估算,這些投資下來,預計可增加產能約21億噸,其中在“十二五”期間可形成產能15億噸,“十三五”期間約6億噸。

  鄂爾多斯市煤炭局梁副局長表示,該市的在建產能還有1.2億噸。榆林市也同樣有驚人的產能等待釋放。

  除了龐大的在建產能,企業的超能力生產也將現有產能無限放大。一位煤炭資深人士直言,無論是國企還是民企,超能力生產不是秘密,每年統計的產量數據要比實際產量小很多。

  2009年,內蒙古煤炭產量首次超過山西,成為中國最大的產煤省份。更早時候的2003年,鄂爾多斯與榆林就超過山西大同,成為中國最大的兩個產煤市。

  10多年來,除了地區間的煤炭產量比拼,央企與地方國企也在“跑馬圈地”,以五大電力集團為主的發電企業也開始“跨界”,在全國投資煤礦。

  “計劃經濟是短缺經濟,怎樣生產也不會過剩;市場經濟缺市場,什么產品也會慢慢過剩。”趙加積認為,中國已初步進入工業化中后期的“鐵銹時代”,山西、內蒙古已初步進入“鐵銹地帶”。

  事實上,煤炭產能過剩的原因除了投資過度,還與轉化不夠、大氣環境制約、新能源快速發展等多重因素直接關聯。

  由于受“治霾”影響,中煤平朔一負責人頗有微詞,“我們的用戶主要在‘長三角’地區,從7月1日開始,華東為了應對霧霾天氣,將對周邊電廠的燃煤提出最為嚴格的要求,這對我們是雪上加霜。”

  從“十一五”開始,內蒙古就要求“新上煤炭生產項目必須同步建設轉化項目,原煤就地轉化率必須達到50%”,同時還提出“到2020年全區煤炭資源就地轉化率達到50%以上”。

  記者在“擬建成世界一流煤化工基地”的準格爾旗大路新區看到,偌大的新區里,落地項目并不多。記者從有關方面獲悉,準格爾旗煤炭就地轉化率僅為10%,鄂爾多斯全市也只有11%,這一數字距離“50%”的目標還很遙遠。

  在位于榆林神木縣錦界榆神工業園的神華陶氏榆林煤化工項目所在地,建設廠區至今沒有動靜。作為規劃建設的世界單體最大的煤化工項目,設計年轉化原煤1104萬噸,但經過近10年的規劃、論證和審核,因資金和市場等原因,原計劃2013年開工建設的項目被傳“可能要下馬”。

編輯:羅韋

關鍵詞:煤炭 鄂爾多斯 榆林 朔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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