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治理是口號也是機制

　　食品安全是“產”出來的，也是“管”出來的，某種意義上還是“吃”出來的。在現代社會，任何主體都無法單獨應對廣泛分布的食品安全風險，必須調動社會各方面積極共治共享。

　　發達國家在長期的食品安全難題求解過程中，經歷了從管理到監管再到治理的轉變。所謂管理，主要是政府用行政命令的方式直接干預市場主體微觀經濟活動，監管則是監管者依據規則對被監管者行為進行引導和限制，雙方都要遵守規則。治理更加強調多元主體、平等關系、靈活方式以及綜合手段。換言之，每個人既是參與治理的主體，又是接受治理的對象。社會治理不僅是口號，更有實實在在的機制。

　　一是消費者參與。絕大多數發達國家將食品安全科普知識納入國民教育的范疇，如美國消費者食品安全基本知識知曉率高達80%。加拿大消費者養成了每天關注食品安全信息的習慣，就像該國一些電視廣告詞所說：“不看食品安全新聞，就是不愛惜生命。”消費者還自發成立互助型維權組織，這類組織通常設有公眾利益、追究企業責任等專門的委員會或咨詢機構，維護消費者權益。2006年，美國一個名為“公眾利益科學中心”的團體，起訴肯德基使用反式脂肪含量高的烹調油。此舉讓反式脂肪成為媒體關注的熱點，引來監管機構介入，肯德基很快宣布停止使用反式脂肪。

　　二是行業協會引導。行業協會在許多發達國家食品安全治理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一些國家甚至將企業資質認證、食品標準制定等權力交由行業協會承擔，理由很明確：政府是市場競爭的“主裁判”，行業協會是“邊裁”；企業有沒有“越位”，“邊裁”比“主裁判”看得更清楚。

　　三是政府公開信息。信息化是現代監管的重要手段，通常比硬性管控手段更為高效。德國、芬蘭都建立了全國統一的食品安全信息平臺，監管部門通過平臺及時公布食品企業許可、備案、抽查檢驗、違法行為查處情況等信息。這樣既可以倒逼企業珍惜聲譽，提高質量管理水平，又能夠幫助消費者辨別產品優劣，促進良性市場競爭。

　　總之，發達國家的理論和實踐表明，食品安全不能僅僅依靠監管，必須激發社會活力和市場效率。只有讓食品生產經營者回歸到道德本色和守法本分，調動全社會參與治理的積極性，才能從根本上提升食品安全保障水平。

　　（作者為國家行政學院副教授、管理學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