產能過剩成因復雜

　　有全球性、階段性和周期性特征，政府與企業“風助火勢”

　　記者：當前產能過剩的復雜性與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的緊密融合有深刻的聯系吧？

　　陸百甫：的確，此輪產能過剩產生的大背景，具有全球性、階段性和周期性特征。

　　在全球化推動下，西方工業國陸續將能耗高、污染重、用勞多的工業產業轉移至發展中國家。中國在改革開放初中期，大量接續了這種“產業轉移”，有的行業產能甚至高達世界總產能的70%—90%。產能過度集中于中國，成為出現絕對性過剩問題的根源。這種接續有利有弊，最近幾年弊端更多顯現。特別是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國際需求大幅下降，中國作為“世界制造業工廠”首當其沖。

　　中國已進入轉型發展新階段，結構優化、技術創新、產業升級、質量提升，成為中國產業發展目標導向。產業高端化、高級化新要求，又使部分行業的落后產能和過剩能力成為行業累贅，治理產能過剩更成為突出問題。

　　記者：在探討產能過剩時，輿論總把板子打在政府這只“看得見的手”上，您贊成此觀點嗎？

　　陸百甫：輿論的板子重點打在“政策盲目性”上面，這有一定的道理，但并不完全對。應當客觀認識到，市場同樣存在盲目性。產能過剩應是政府行政手段和市場無序競爭雙重吸引力作用的結果，并非許多輿論上單一的，僅是“地方政府政績”驅動的結果。實際上，政府行為與企業行為的追逐之間，存在“風助火勢”的連帶關系。這種“雙向合力”是在共同利益，即政府追逐財政，企業追逐短利下，合流形成的。如鋼鐵行業，當市場需求及價格信號出現“利好”時，就“雨后春筍”般一哄而起。

　　從戰略高度思考產業布局

　　引導過剩產業積極實施“再轉移”戰略，把治理產能過剩變成提升發展量級的契機

　　記者：看來這一輪治理產能過剩是一場硬仗，您有什么建議嗎？

　　陸百甫：認識是第一位的。我們不能僅僅從傳統的淘汰落后產能、提高能源資源和設備利用率等業務層次來看待產能過剩治理工作，而須從產業整體構架的戰略選擇定位上，來思考各個產業的能力布局和結構設計，從戰略高度看待產能問題。

　　任何一個國家的產業發展，都要經歷低端、中端、高端的階段，中國也不例外。改革開放前35年，我們抓住了國際產業格局大轉變的黃金機遇，從低端起步，發展成“世界工廠”。在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后，中國自身發展轉型已明顯出現三大轉變：即由過去重點依靠外需轉向主要依靠內需；由過去主要依靠外延投資擴張轉向重點依靠內涵創新提高；由過去主要依靠外生動力推動轉變為重點依靠內生動力推動。這三大轉變要求對中國產業結構和布局，作出新的更加有活力、更加顯優勢、更加利持續的調整，必須徹底改變過去“水多加面，面多加水”的“長線平衡”的觀念，以新需求籌劃新結構，鏟除產業累贅，擺脫“世界低端制造工廠”的處境。也就是說，中國產業發展到了必須要舍棄一些東西的時候了。

　　記者：在目前的發展階段，您認為中國的產業布局應該舍棄哪些東西？

　　陸百甫：“國際產業轉移”是全球化過程中的一種必然趨向。上世紀中國等發展中國家承擔發達國家的傳統產業，是第一次國際產業轉移。如今，從全球化進程看，中國等新興國家已成為國際產業分工中的第二梯隊主要成員，當時承接來的產能出現嚴重過剩，從發展規律考慮，必須抓住契機，積極能動地實施部分傳統產業的再轉移戰略，即第二次國際產業轉移。

　　這種國際產業轉移可以有多種形式，需要制定一個兩全的規劃，在與接續國的合作發展中實現雙贏：一是以實體投資方式，把部分產能轉移到第三梯隊國家，以用部分產品回報；二是以援助方式，遷部分產能至第三梯隊國家，幫助其發展經濟、增加就業；三是以國際拍賣招標的方式，在國際市場出售部分較為先進的產能設施；四是以“走出去”的方式，變國內設廠為國外設廠，變國內供料為國外供料，變國內市場為國外市場，變國內用工為國外用工。實施“再轉移”戰略，是中國發展的另一新機遇，也是中國脫開低發展階段的必要步驟。治理產能嚴重過剩是一個契機，與“再轉移”戰略相結合，更有利于中國再發展的平穩過渡和發展量級的再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