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 展子虔 《游春圖》 唐人摹本 絹本設色 43×80.5厘米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唐 懷素 《千字文》 (局部) 絹本墨跡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自古以來，因時代不同、財力各異，收藏環境不同，使得收藏家的收藏境界也有高下之分，在離我們最近的民國時期，就涌現出大批收藏家，使得今人依舊仰慕。在驚嘆他們收藏之宏富、鑒藏之精準的同時，今天的收藏家也會得到一定的啟示。

　　戰火中的民國收藏風氣盛行，造就了大批名聲大噪的收藏家，他們收藏的逸聞趣事流傳至今，他們因愛而藏，為藏而專，不僅保存下重要的歷史文物資源，還使得這些文化遺產在他們手中發揚光大。

　　因好而藏 民國藏家眾生相

　　20世紀初的中國，戰亂頻繁，國家收藏力不從心，大量國寶流落民間，因而掀起一股民間收藏熱，也涌現了諸多著名收藏家。

　　在這些收藏家中，既有專注于文史研究的專家，也有醉心于收藏的官員，還有金石書畫聞名于世的藝術家，比如，龐元濟、張伯駒、張學良、吳湖帆、王己千、徐悲鴻、張大千、張珩等。

　　而龐元濟、張伯駒、張大千、吳湖帆、張珩、王己千是其中的佼佼者，他們收藏富、品類精、影響大，被譽為“20世紀字畫收藏六大家”。龐元濟為“六大家”之首，其收藏的古代書畫數以千計，王己千稱其為“全世界最大的中國書畫收藏家”。在收藏界，與張伯駒并稱為“北張南龐”。龐元濟編著的《虛齋名畫錄》、《虛齋名畫續錄》，就是從其藏品中選出歷代精品634幅加以著錄。

　　民國時期的收藏家，不僅收藏數量龐大，在遇到古代藝術精品時，更是不惜代價。收藏家張伯駒不惜重金，其藏品多是國寶級別，且是中國現存較為古老的繪畫和書法。張伯駒從30歲涉入收藏界，出手就是頂尖級藏品。他曾以當時6000大洋購得北宋范仲淹《道服贊》、6000大洋購得杜牧《張好好詩》。張伯駒還因抵押家中房產，以7000大洋購得展子虔《游春圖》一事，得別號“游春主人”。

　　張大千更是憑借其敏銳的眼光和雄厚的財力，大肆收購歷代名跡，他曾花數百兩黃金收購了五代顧閎中的《韓熙載夜宴圖》和五代董源的《瀟湘圖》，還曾用500兩黃金加20幅明代字畫換購董源的力作《江堤晚景圖》。

　　民國藏家不僅收藏規模不凡，種類豐富，還尤其注重藏品的系統性和收藏脈絡。張蔥玉出生名門，自祖父起，一門三代皆是鑒賞收藏巨眼。他一度專收唐宋元名跡，明清兩代的作品基本不收。20世紀三四十年代，其收藏就與張大千、吳湖帆不相上下。1947年著名學者鄭振鐸曾為他編過一本《韞輝齋藏唐宋以來名畫集》，其中記載了不少稀世珍品，如唐周昉的《戲嬰圖》、唐顏真卿的《竹山堂聯句詩冊》、宋易元吉的《獐猿圖卷》等。

　　因藏而專 民國藏家的收藏觀

　　收藏家本身具有深厚的文史功底和鑒藏知識，明藝理、通辨識，對中國藝術史了如指掌，具有極高的鑒賞能力和高雅的審美趣味。

　　在諸多民國收藏家中，很多都具有傳統文人的素養，擅長填詞、唱戲、書畫，且對收藏的藝術品類頗有研究。在書畫收藏家中，吳湖帆、張大千集畫家、鑒藏家于一身，自然能收藏到難得一見的藝術精品。吳湖帆祖父是清朝的顯宦、金石大家吳大徵，家中收藏極其豐富。吳湖帆的鑒藏早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就已名噪一時，著名鑒定家王季遷、徐邦達皆為其入室弟子。吳湖帆日夜浸淫于古代書畫中，飽覽了上至宋元、下迄明清的無數名家書畫真跡。其藏品著名的有唐懷素草書《千字文》、宋高宗趙構的《千字文》、宋劉松年的《商山四皓圖》和元趙子昂的《枯木竹石圖》、黃公望的《富春山居圖》殘卷和《浮巒暖翠圖》等唐宋元名跡，至于明清及近代字畫更是舉不勝舉。

　　張伯駒的書法獨具特色，更是創造了獨具風貌的“鳥羽體”;張蔥玉亦寫得一手好字;龐元濟一生所作的書法、山水、花卉作品頗多，書法端莊秀逸，花卉設色艷麗，山水筆力雄渾厚實。龐元濟對其搜集到的書畫研究深入，他曾言：“孜孜潛心考索，稍有疑惑，寧謹慎勿爛，往往數百幅中不過二三幅。”王己千不僅在鑒定書畫真偽及其年代上有過人的眼力，其對藝術的欣賞品位也為人稱頌。他收藏了許多毫無款識的宋、元代書畫，以畫論畫，而不是盲目地追逐大名頭。因此，許多書畫收藏家都以其學識為基礎，以其眼光為標準。

　　古玩雜項收藏家趙汝珍平生嗜好古玩，致力考古，具有深厚的文史功底。1939年，趙汝珍出資數千萬元在北京琉璃廠開設萃珍齋古玩店，憑借其讀書人身份及歷史文化素養，將古玩收藏上升到社會歷史文化的高度。趙汝珍于1942年出版的《古玩指南》系民國年間一部全面系統介紹古玩知識和傳授古玩文化的著名典籍，至今仍是古玩行內較有影響力的巨著之一。

　　古陶瓷收藏家仇炎之在民國年間收藏了大量的宋代及明清官窯瓷器，尤其是他規模化收集了宋五大名窯珍品及明清官窯彩瓷，其瓷器收藏規模、藏品收藏經濟價值是同代及后代藏家難以企及的，成為民國時期瓷器收藏的價值標桿。

　　時代符號 留存古跡照后人

　　民國時期的這些收藏家不僅留下一個時代的收藏符號，更留下了高品位、高格調、高境界的收藏文化形象。

　　收藏家對收藏的嗜好成癖，視藏品為生命，但又能舉重若輕。在收藏上不惜重金，甚至窮其所有。張伯駒為購買展子虔的《游春圖》，賣掉了北京最好的房產(原為李蓮英舊宅)。張大千曾分別花15根金條、500兩黃金加20張明畫換來3幅五代南唐名跡。張蔥玉則把自己的感情用委婉的方式表達出來，他從費屹明手中購得歐陽修《灼艾帖》，鈐印4枚，其中一枚的印文為“暫得于己快然自足”，即將收藏看成是一種精神享受。張大千的兩方藏印“南北東西只有相隨無別離”和“別時容易”，則反映了其矛盾的心情：既不希望和藏品別離，但又不得不別離。藏家把收藏視為平生之樂事與責任，并沒有以投資為目的。在他們看來，收藏是享受的過程，與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觀看、鑒賞、切磋，判斷真偽，交流作品的背景、內涵。

　　更為重要的是，其收藏文化追求代表了當年收藏家們較高的收藏境界，如張伯駒將在民國年間收藏的西晉陸機的《平復帖》、隋展子虔的《游春圖》，先后捐贈或原價轉讓給故宮博物院，使得這兩件文物作為故宮博物院的鎮館之寶;龐元濟的收藏主要進入了上海博物館、南京博物館和蘇州博物館。

　　這些民國收藏家的大手筆收購，以其及獨到的鑒賞眼光使當今的收藏家們望塵莫及，這些名作已成為無價國寶。無論是作為收藏家個人道義品格、人文素養，還是其藏品的歷史文化價值，都是歷代收藏家的杰出代表，他們不僅傾心收藏，用心研究，更為社會和后人留下寶貴的文化藝術財富，這是他們之所以被稱為大藏家，至今仍得到社會尊重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