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一名政協委員十分光榮，同時，擔負的使命也十分繁重。做一個議政建言的有心人，深入群眾、深入實際，我們就一定能做好議政建言。只要能夠視個人利益淡如水，視人民利益重如山，就一定能成為一位稱職的政協委員。

　　我從1993年擔任第八屆全國政協委員，1998年、2003年又分別擔任了第九屆、十屆全國政協常委，2002年、2007年、2012年三次被總理聘任為國務院參事，2010年還被聘為國家教育咨詢委員會委員。迄今20年來，特別是近15年來，我成了議政建言的專業戶，專門對經濟社會發展進行調查研究和做參政議政的國是建言。在做政協委員和議政建言方面，我經歷了由不懂到懂，由不熟悉到熟悉的成長過程。現結合這20年來的實踐，對如何當好政協委員談幾點體會和經驗。

　　增強宗旨意識，確立辯證唯物史觀

　　做一名稱職的政協委員，首先需弄清楚政協委員是干什么的，只有了解政協的宗旨，才能擔起委員的使命。

　　我剛進政協時，社會上很多人都認為政協是一種擺設、一個花瓶，說什么“政協委員不說白不說，說了也白說”，把政協看得可有可無，實際這是十分錯誤的。人民政協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高舉民主、團結兩面大旗的政治協商機構，是國家政治體制的重要組成部分。從1949年建國開始，人民政協既擔當著鞏固和擴大統一戰線、團結全國人民為建設新中國共同奮斗的責任，也擔當著參政議政、提案建言，為中央的決策更民主、更科學、更好地執政為民作貢獻。因此，作為政協委員對于國家的正確決策和保證決策的準確貫徹和執行擔負著十分光榮的責任和使命。

　　我國作為一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發展中國家，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加快推進改革的進程中，必然會遇到各種各樣的新情況，出現各種各樣的新問題。為了及時反映新情況、化解新矛盾、解決新問題，這就十分需要來自各黨派、各團體、各地方、各民族、各階層的政協委員們增強為國分憂、為民解難的責任心和使命感。既需要每個委員及時地把社情民意反映到中央，更需要以馬列主義、鄧小平理論為指導，按照科學發展觀的要求，圍繞發展好、維護好、實現好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多出謀劃策，做好提案和建言。

　　作為政協委員要強化推動科學發展與社會和諧的責任和使命，還必須要確立辯證唯物主義的世界觀，用辯證唯物主義的認識論，看待我們社會主義建設進程中的成績和缺點。我們的改革開放雖然取得了巨大成績，經濟總量已經躍居世界第二，但是我們的城鄉差距拉大，地區差別加劇，房地產價格飆升，環境污染嚴重，不僅危害了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而且也抑制了中國的發展。為此，我們廣大政協委員應對這些問題的解決多一點緊迫感，要多深入群眾、深入實際，多傾聽廣大群眾的呼聲和意見。“善把呼聲變政聲”不僅是中國共產黨對政協委員的期待，也是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和共同富裕的保障和關鍵。

　　敢講真話，應作為搞好議政建言的關鍵

　　不敢講真話，不實事求是，曾經使黨的事業蒙受過很大損失，使我國人民蒙受過很大災難。隨著改革開放和民主進程的推進，我國“言論自由”的環境越來越寬松。黨和國家對各方面的言論，無論是支持的、反對的，應該說包容性是很強的。但是這不等于說敢于講真話的問題就徹底解決了。實際上不敢講真話的問題還廣為存在。在實際工作中，常常是“唱贊歌容易”，“講問題困難”。如果有哪位領導“好大喜功”的思想比較嚴重時，就更難以講真話了。

　　要想替百姓講話，對政府負責，就不要懼怕既得利益者的反對和挑戰。前年兩會上，央視的主持人董倩和白巖松在采訪我時，專門提到我曾提出的“黨政領導機關要帶頭節約開支反對浪費”的建言。這個建言是我在2006年政協全會上提出的，報到中央紀委后，得到了中央領導同志的批示，引起了紀檢委、發改委、財政部的重視并出臺了相應文件。那天董倩問我，這種炮口直接對向黨政領導機關的建言，你當初不擔心嗎？我的回答是，為了完成議政建言的使命，就不應該顧忌個人得失，必須要敢講真話，敢于直言。

　　為大多數人著想，才能找準議政建言的切入點

　　作為政協委員就是要為實現造福人民群眾這樣一個總目標，監督和促使國家各部門和各地政府的行政更符合中央的要求，更符合廣大人民的利益。因此，我們的議政建言一定要站在大多數人的立場上，切中行政過程中的問題和時弊，這樣才能找準議政建言的切入點。

　　什么是時弊？以我理解，一些公務人員跑官要官、買官賣官、公信度缺失、脫離群眾、脫離實際，不講原則、不負責任、言行不一、弄虛作假、鋪張浪費、奢靡享樂、個人主義突出，形式主義嚴重，腐敗現象易發、多發等就是時弊。我們的議政建言，一旦能夠瞄準這些時弊做文章時，你就會有寫不完的選題和內容。

　　此外我們的行政弊端還有財政使用中的不透明問題、某些部門既當運動員又當裁判員的問題、近水樓臺先得月的問題、誠信缺失的問題、不盡職責官僚主義問題、行賄受賄和權錢交易問題。這六方面的問題，在現階段是不少的，由此引發的社會問題也是嚴重的。此中，除了腐敗有紀檢委在抓之外，其余方面派生出的問題是較少有人研究的。我想，作為政協委員，應該圍繞這些弊端導致的決策失誤和群眾不滿以及由此引發的中央決策被誤導和走偏的實際，多做調查研究、搞好建言獻策是十分必要的。只有這樣，才能做到急國家之所急，想百姓之所想，議人民大眾之所需。

　　善從小見大就會有做不完的建言和提案

　　常言說“礎潤而雨，見微而知著”。社會上的一些個案，也往往有其代表性。當然，我們不能瞎子摸象，不能以偏概全。但是，我們可從身邊一些小事入手，然后再進行全面調研。

　　我對醫療改革的最早建言，是從兩件小事引起的:2001年，我在天津過春節時，去看一位當過廠長和工會主席的老朋友。他當時身體不好，談到藥價高、看病貴的問題時，就從床下拿起一瓶敵敵畏對我說，病重時就把它喝下去；2002年，我帶我愛人到成都某醫院去看病，大夫說有點小感冒，結果給開了830元的藥。我愛人是個老共產黨員，很注意為國家節儉，堅決不讓我買這個藥。后來在醫院門口花了13元錢買了點銀翹維C等，兩天就把病治好了。另外我做的“從校園之外構筑校園平安的建言”，是在飯桌上聽人議論和在學校門口看到警察圍在那里，引起了我的思考。

　　以上兩個建言，都是從身邊的小事發現問題，并通過進一步的調研提出的。這兩個建言引起了政府的高度關注，后一個還得到總書記的批示，推動了相關改革的進行。

　　2002年，我去云南姐告考察時，當地一位朋友告訴我，姐告處在中緬邊界上，我們農家的南瓜可以在緬甸農家結果，緬甸農家的雞可以在我們的農家下蛋。就這樣的地方，人家的孩子上小學是免費的，我們的孩子上小學卻要交學費。之后，我又在云南紅河州看到一個小學，小學生都八九歲了，但像城市五六歲的孩子那么高，而且面黃肌瘦，到他們住處一看，三個孩子睡一個小床上，下面鋪的是稻草簾子。這兩件事激起了我對教育的考察和研究，提出了“呼喚宏觀投資政策的關注和傾斜，用皇糧把義務教育養起來”的建言，后在全國政協常委會議上作了大會發言。三年之后義務教育免費了，我們的建議實現了。

　　總之，當一名政協委員十分光榮，同時，擔負的使命也十分繁重。我們只要能真正確立為人民謀福祉、為國家促發展的共識和理念，做一個議政建言的有心人，深入群眾、深入實際，我們就一定能做好議政建言。我們只要能夠視個人利益淡如水，視人民利益重如山，就一定能成為一位稱職的政協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