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在我面前的這位老人，正嬉笑著，眼神清澈地似有一汪水，人家說他是喝趵突泉水長大的，所以什么都敢講。因為這個文革里他差點被打成殘廢,很受傷；文革后的30年里，他爬起來受重用。改革開放的風云跌宕里他不再甘為外物牽絆，躲進小樓揮灑使盡壓抑了數十年的力量，瘋狂地創作著，時常工作18個小時以上，最多的時候一天就創作200幅作品，終于成就為享譽中外的藝術家。

　　就像現在，你跟他面對面坐著，眼對眼神色交換，你發覺不到他半生所經歷的辛苦遭遇，他臉上全是爛漫無邪的笑，就像人家說他赤誠如頑童，所有滄桑全付笑談之中。

　　文革后期，我躲在30度安全角里

　　我當時展出的主要就是一些小動物畫，小狗子、小貓兒什么的。其實,當時這個展覽也有壓力，因為文革時期都是宣傳畫,但是我不怕啊!文革我蹲過監獄。這個展覽之后，美術界開始探討藝術的形式美問題，等于是一個轉折，從政治到人情味。

　　記者:文革時期,藝術的形式美問題被劃為“禁區”。改革開放之初掀起美術界變革的標志性事件就是一場關于形式美的大討論。我注意到1979年5月的《美術》刊文談您和動物畫，指出您作品中的形式美。當時的情形是怎樣的?

　　韓美林:1979年6月我在中國美術館舉辦了個人展覽。這是文革后繼黃永玉之后的第二個個人畫展。我當時展出的主要就是一些小動物畫，小狗子、小貓兒什么的。其實當時這個展覽也有壓力，因為文革時期都是宣傳畫，但是我不怕啊!文革我蹲過監獄。這個展覽之后，美術界開始探討藝術的形式美問題，等于是一個轉折，從政治到人情味。我把小熊貓畫成孩子，把小老虎畫成小孩兒，這不挺好的嗎?文革后期我就開始畫這些,反正這些也上不了綱。

　　我這些作品一出來，老百姓們特別喜歡。為什么特別轟動?我首先抓住了人類，抓住了地球上最大的東西就是愛。把動物都看成孩子，這就是一種愛的轉化呀，從愛這兒發動大家、倡導大家愛吧!

　　記者:1979年您的關系還留在安徽,但就進京在中國美術館召開個展了?

　　韓美林:當時的中國美協主席華君武他們請我出山，當時華君武也沒有辦個展。我能在中國美術館辦個展，與當時中國美協領導人吳作人等也有關系，吳作人真是支持我啊，劉開渠、丁井文這一幫領導幫了我，中國美協當時給我開這個展覽會也是一種解放思想。因為文革十年，中國人民的思想一直是這么禁錮，像緊箍咒一樣箍著，他們一看文革后期還有韓美林這些作品這么鮮活，充滿著愛。

　　記者:文革后期,從監獄放出來時您已過了而立之年,如何在短短幾年后就做到藝術上的一鳴驚人?

　　韓美林:關著我的5年我也沒有歇著，我是個有一滴水就能活的人……天天我就用一根筷子沾著水在破褲子上畫畫，光褲子上磨出的補丁就換了上百塊。放出來以后我就開始了新的試驗，我先在硬紙上用底紋筆刷上一層水，趁水沒干的時候著墨，我后來發現，墨色會借著水勢在紙上滲透，有那么一種“暈染”的效果，這樣反復試驗出來的小動物都毛茸茸的，鮮活活的。當時我畫了一幅《患難小友》，不少人都說很喜歡。文革剛開始的時候，我被下放到淮南瓷廠勞改，在最苦悶的時候碰上一只卷毛小狗“二黑”，那時這條“二黑”很臟很瘦，我喂了它一大塊肉。之后“二黑”天天跟著我，我哭它也哭，我進高溫窯洞燒瓷器,“二黑”熱得四個小爪子輪流換著著地，也不出來就在里頭跟著我。文革里頭我被扣上了現行反革命的帽子，除了它沒人肯理我，后來被武斗隊一頓拳打腳踢，誰知“二黑”突然就從人群里躥過來，搖著尾巴伸出舌頭舔我。那時候我妻離子散、被打折了腿、挑斷了右手筋，我都沒哭，但是這只“二黑”對我的感情，讓我一下子就哭了出來。誰知道那些武斗隊的人多狠?一棍子就狠狠打在“二黑”身上，打斷了它的脊骨，直到我被抓進了監獄，才聽說“二黑”不吃不喝，苦叫了三天才死?，F在想想在最黑暗的時期人家都不理我，政審完了我從監獄里放出來，斗我的人也進了監獄，沒有人斗我了，我就趁這個時機猛攻藝術。那種感覺就像個炸彈一樣，有30度的安全角，我就躲在安全角里邊，等于說文革最后那幾年你就算再“炸”，我那里是個安全角，我如饑似渴地看書。

　　記者:聽說您前幾年的集大成之作《天書》,就起步于文革后的那幾年?

　　韓美林:文革最高潮的時候，有一天我帶著兩個侄子去逛街，回來順路進了古舊書店，我一眼就看到了《六書分類》四個大字，它就像對我擠眉弄眼的老朋友，我激動得直哆嗦，讓服務員趕緊拿過來，急不可待的還沒翻一頁就渾身發冷、發抖，趴在書上哭起來，那時候我剛剛出獄，什么也不怕了，甩掉兩個拐杖將書抱了起來。那時候我妻離子散、人陷低谷，卻好像看到了曙光。

　　文革最后的那幾年，我開始四處收集中國的古文字，我走遍全國，后來干脆每年例行的大篷車走南闖北，專門去那些深山老林、黃土沙海。我去了賀蘭山、卓姿山、陰山、黑山,還有云南滄源、元江和當時尚在戰火之中的麻栗坡，僅是云南之行就走了一萬多公里。我還帶著我的學生，發動一幫小孩兒跟著我。我說咱們到古窯址去啊，給他們點好吃的就跟我走，我打個旗子，后邊跟一串孩子，文革后期就沒人管我了，你說我抄古文字能犯什么罪呢?

　　我們到上海郊外的一些考古工地去找碎瓦片，小孩兒的嘴啊在那咕嚕著塊糖，翻那些碎陶片給我看，我就抄下來,一直積累著。十七八年的時間里我都沒有碰女人，因為誰也不敢給我介紹，我是個反革命。所以就死了心地做學問，做到心無旁騖。經歷了苦難，但作品不是苦難而是樂觀的，我這么些作品里沒有一件是悲觀訴苦的。決不訴苦這就是要做到天時地利人和，缺少哪一樣也不行。

　　當然《天書》最后的成功還是得益于啟功老先生的點撥。20多年前我在香港碰到啟功，他看到我本子上到處抄來的古文字，說我“簡直是在辦收容所”，鼓勵我用書法的形式寫下來。此后20多年里我就下定決心，到處尋訪這些無家可歸的古文字，到了賀蘭山、桌子山、黑山,還有云南滄源、元江等地，收集了3萬多的古文字才終于寫成了《天書》。但是還沒有出完，我準備出《天書》的下半集和中國古文字大典，這工程可是太浩大了，起碼得一二百人的一個大工程。我準備做成一個古文字大典,可能有30本到35本，是一部汗牛充棟的作品，我對這個著魔了,必須一直弄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