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紅艷醫生跟病人打交道有她自己的藝術。她跟什么人都能夠談笑風生，無形中化解病人的痛苦。她勸告一位喝了大酒后來看胃病的病人，治療期間“一滴酒都不能喝”，這位病人說：“紅酒都不能喝嗎？”趙紅艷指著床底說：“要不您把家里的好酒都拿來，擱我這床底下存著！”人們哈哈大笑。本報記者 張國攝

　　頑強的發光體

　　武警后勤學院附屬醫院醫生趙紅艷并不是位聽話的病人。她最近一次去給自己的骨關節拍片已是3年多以前。

　　她覺得檢查已無必要。她很清楚那些骨與骨連接的部分發生了什么：下半生都將與輪椅為伴。

　　盡管如此，這位氣場強大、精力旺盛的消化內科醫生，畫著淡妝，用酒紅色的染發膏對付頭上冒出的白發，每周有5天時間準時出現在診室里。她是這所規模龐大的三級甲等醫院里最繁忙的醫生之一，日均接待100多位病人，最高達到180多人。

　　當她坐上那輛日常代步的紅色輪椅，有些病人以為她是在“玩兒”，或以為那是掃地機。然而他們面前的這位軍醫是個不折不扣的老病號，附骨之疽的滋味10多年前就跟隨著她。為她拍片的該院核磁共振科主任袁飛皺著眉頭形容，那真是一種“刻骨”的疼痛。

　　可她真的不像病人。同事王佐妤形容，工作中的趙紅艷是會“發光”的，跟前幾年比，她的膚色亮了，眼神也更有光彩。

　　41歲的趙紅艷自己也承認，她正處于10多年來最好的時光。幾年前的她比現在顯老，曾有病人讓孩子喊她“奶奶”。

　　如今，她確信自己已經走出人生的低谷。那不僅是個人的災難，也是全民的噩夢——她30歲那年，非典型性肺炎疫情暴發，她所在的醫院收治了天津市第一例確診病人。在自告奮勇把一個病人送往集中救治區之后，她不幸感染了病毒，踏入了至今心有余悸的死亡之門。她以為“再也出不來了”。

　　慶幸的是，她在兩個月后病愈出院。懷著新生的喜悅，她和丈夫吃遍了家門口所能找到的好飯館。然而壞消息又在4個月內接踵而至。非典時用來保命的激素在她身上造成了后遺癥：雙肩、雙膝、雙股骨頭六大關節全部壞死。

　　這被稱為“不死的癌癥”。不少染過非典的醫護人員出現了此類癥狀。袁飛打比方說，股骨頭塌了，相當于支撐身體的“軸承”壞了。

　　對趙紅艷來說，那是一段最灰暗的日子。她在此后約三年內四處求醫問藥。她扎過“針刀”，十幾厘米長的針刀扎進骨頭，“每去一次就像上戰場”。

　　在北京一家大醫院，醫生對著她的片子問：“這人呢？給我抬過來。”

　　趙紅艷回憶，自己連非典時期都幾乎沒哭過，那時卻經常痛哭。她蓬頭垢面，對最親近的人發火，像祥林嫂一樣嘮叨。“每天就是想‘我怎么活’。”她不是沒想過自殺，安眠藥都準備停當。

　　時任政治協理員的醫院副院長韓慧娟氣憤地“罵”過她：“你可以去死！你想過你的家人嗎？想過你兩歲的女兒嗎？”怕她想不開，韓慧娟保持電話全天候開機。

　　2006年，趙紅艷決定恢復工作。她不愿意成為“廢人”，不甘心“天天曬太陽”，也不想讓自己的不良情緒繼續傳染家人。雖然有朋友勸她，即使不再工作，也會被“養起來”。

　　“身體殘疾了，人生不能殘缺。”她說。

　　起初她拄著雙拐出現在診室，而這也經過了不為人知的思想斗爭。她害怕別人看到身體的殘缺。久坐后需要起立，她還要在病人面前假裝“自言自語”腿坐麻了，才好意思扶著桌子搖晃著站起來。

　　在上班路上她摔過多次。一條原以為完全可以邁過的小溝，讓她花了20多分鐘、“滿臉是淚”地爬上來。

　　由于雙臂疼痛難忍，她最后丟掉拐杖，坐上了輪椅。她悄悄花錢請科里的護工幫忙推輪椅，懷著一種“精神勝利法”：一般人不會注意到她，“反正人們以為我是病人”。

　　袁飛說，多年來自己腦海里留有一幅畫面：雨天，趙紅艷早早倚在樓洞里，等待護工來接，那么無助，還那么堅決。

　　有一回趙紅艷坐著輪椅剛出電梯，就聽到身后人們議論“這是個殘疾人”。她很受刺激，在同事面前嚎啕大哭：“我就殘了嗎？”

　　此事之后，袁飛發現，趙紅艷有段時間常穿軍裝，也許為了證明自己“是個戰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