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交通廳長

　　“高速”腐敗的癥結在哪

　　崗位風險系數：五星半

　　風險點：我國公路建設體制市場化程度還遠遠不夠。

　　1. 既是行政長官，又是企業領導；

　　2. 項目利潤大，尋租很簡單；

　　3. 大權獨握，監督匱乏；

　　4. 管理松懈，機制不健全。

　　近年來，交通廳長落馬事件屢見不鮮，“交通腐敗”問題日趨嚴重。據不完全統計，近20年來，全國被查處的、曾擔任地方交通廳長（正職）的官員達16名，如果算上副廳長，這一數字超過了30名。其中，河南省更是曾先后有曾錦城、張昆桐、石發亮、董永安四任廳長相繼落馬，山西也先后有王曉林、段建國兩任廳長落馬，交通廳官的腐敗可謂“前赴后繼”。

　　2009年12月28日，陜西省渭南市臨渭區交通局原局長雷建民因犯貪污罪、受賄罪、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被渭南市中級法院一審判處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在審判庭上，雷建民追悔莫及，“我最終栽倒在自己鋪設的 腐敗路 上”！

　　上述案例只是腐敗交通廳長的一部分，正因如此，輿論稱交通廳長是“高危人群”。據人民論壇雜志社調查結果顯示，58％的受調查者認同交通廳長崗位風險高，排第二位。

　　為了杜絕交通系統的黑洞，中央和地方紛紛出臺相關法律、法規、制度、措施，加強了反腐敗的力度。但問題是，法規、政策不斷出臺的同時，腐敗案件反而“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交通廳長“前腐后繼”，交通干部大面積“塌方”，這反映出交通建設背后的體制確有漏洞。其關鍵在于，目前我國公路建設處于絕對壟斷地位，由政府官員直接操作，使得他們有可能通過壟斷而尋租。具體來說，其體制性缺陷主要有以下三點：

　　第一，我國現行的交通投資體制在交通系統內部封閉運行，一項交通建設工程從立項論證、招標設計、施工監理、預算撥款到竣工驗收，幾乎都由交通廳獨家負責或牽頭。這樣，投資、建設、管理、使用“四位一體”與政企不分的弊端，使得有關部門負責人在建設項目中既是行政長官，又是企業領導；既是建設者，又是管理者，這就容易使建設項目缺乏相互的制約和監督。

　　第二，權力是把雙刃劍，既能造福民眾，又具有與生俱來的腐蝕性和擴張性。為了防止權力濫用，就要用權力來制約權力，建立起必要的監督制約機制。然而，交通管理部門的管理權力過于集中，很容易導致獨攬大權的廳（局）長濫用權力，為自己謀取私利。

　　第三，項目投資體制以及交通建設組織形式上的問題。我國公路建設指揮部形式是計劃經濟體制下的產物，內部管理松懈。加之交通行政部門與負責公路建設的公司多為母子關系，筋血相連，導致政府權力部門化，部門權力個人化，個人權力絕對化，這正是交通系統腐敗之源。

　　三、 縣委書記

　　縣委書記的致命弱點

　　崗位風險系數：五星半

　　縣委書記作為全縣的“一把手”，掌握著很大一部分權力。

　　1. 權責不一，履職困難；

　　2. 維穩基石，考驗能力；

　　3. 地位突出，腐敗難防。

　　縣官自古以來就是“親民之官”，是溝通黨和政府與人民群眾之間聯系的橋梁紐帶。縣委書記，作為全縣的“一把手”，更是一個極為重要的職位。而據人民論壇雜志社調查結果顯示，55％的受調查者認同縣委書記的崗位風險高，位排第四。

　　“一把手”的監督軟肋

　　縣委書記的權力究竟有多大？對上，縣里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發展事業相對獨立，縣委書記可以針對縣里的任何事、任何人說了算；對下，縣委書記可以一竿子插到底，也就是說大事可以抓，小事也可以抓。

　　縣委書記面臨的“利益誘惑”也很大。縣一級的城市拆遷、中小國企的改制等“項目”，往往是資金涉及到幾十萬、幾百萬、幾千萬甚至上億元的“重大工程”， 這些項目往往需要那些具有實權的縣委書記“一錘定音”，其中的“利益誘惑”對一般的領導干部而言都是一種考驗。

　　縣委不是基層，但緊靠基層；不在一線，但直面一線。縣委書記，主政一方，有“一著不慎滿盤皆輸”之險。然而，目前對縣委書記的選用、管理、監督等沒有一整套行之有效的辦法，往往造成縣委書記權力過大而缺乏真正監督，存在“上級監督太遠、同級監督太軟、下級監督太難”的問題。

　　由于沒有人真正能監督縣委書記，這種權力最容易產生腐敗，他們有的大肆賣官鬻爵富得流油，有的貪污受賄腐敗驚人，有的一心只圖當大官辦自己的事而失職瀆職，對群眾的利益漠不關心，甚至麻木不仁。

　　放眼全國，縣委書記腐敗的新聞時有發生。在安徽，僅以阜陽為中心的皖北地區，就先后有18名縣委書記因腐敗被查處。過去四年，河南共查處貪污受賄的縣委書記22名。最為典型的案例莫過于株洲原縣委書記龍國華。在中紀委、中組部聯合印發的《關于深入整治用人上不正之風進一步提高選人用人公信度的意見》還不到十天，龍國華居然頂風做案，突擊提拔調整領導干部100多人，成為倒在中央“必殺令”前最“倒霉”的第一位縣委書記。

　　權力過大又缺乏監督，“縣委書記”成為典型的高危崗位之一也就不足為怪。

　　縣委書記成了縣上的“土皇帝”，在其所轄范圍內，很難找到可以有效制約他的力量。在這樣的體制之下，“一把手”的墮落會直接導致區域政治生態系統的惡化。

　　真的“山高皇帝遠”嗎？

　　一般來說，遠離中心城市的縣一級往往是處于“山高皇帝遠”的“政治地理邊緣”， 使得權責不對稱、“上面千條線，底下一根針”成為縣委書記工作中的最大困難。在分稅制下，財政分配不合理，地方財力不足，也使得這些書記“巧婦難為無米之炊”?？h級是突發性公共事件的高發地區，如何保證發展與穩定，是對所有縣委書記的考驗，如果處理不善，“甕安事件”就是前車之鑒。

　　這種“政治地理邊緣”，一方面給縣委書記開展工作帶來難度，另一方面，導致了官場潛規則更容易流行。

　　縣一級主管的權力過大，干部們會把這個縣看作是縣委書記個人的天下，好一點的會抱著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的態度；壞一點的就主動參與買官賣官的潛規則。

　　這種現象在一些少數貧困地區表現的尤為明顯，如“千萬縣令”安徽定遠原縣委書記陳兆豐、“三光書記”福建周寧原縣委書記林龍飛等都是賣官鬻爵“致富”的貧困縣縣委書記的典型。因為他們處在貧困縣的位置，“要想富，動干部”，除了賣官之外，就再沒有別的什么“致富”門路了。一縣幾百科級以上干部的任免權，只要緊緊地攥在縣委書記手里，就是一筆取之不竭、用之不盡的財富。

　　原監利縣委書記杜在新在悔過書中提到，有人曾提醒我前任監利書記有“八大金剛”神通廣大，要我謹慎小心免得重蹈復轍。而我呢？一到監利就被代某、胡某、蘇某等人盯上了，汽車行進的方向完全不是我想要去的地方。

　　事實說明，除了要加強對縣委書記的培訓和教育，還必須進一步完善機制、改革體制、創新制度，加強對縣委書記行使權力的監督與制約，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讓普通老百姓真正成為監督的主力軍和生力軍，將極大地彌補“山高皇帝遠”的制度缺陷和僥幸心理。

　　一個縣委書記的自白

　　安徽定遠原縣委書記陳兆豐：我懷著一顆火熱的心和抱著干一番事業的想法來到定遠，1990年我被選為副縣長。那時我對自己要求比較嚴格，所以在金錢方面比較淡泊。我常跟家屬講，如果是一些農民、工人、困難戶送一些農副產品來，拒絕不了，怎么辦？就拿家里的煙酒跟他交換。這樣我內心比較平衡。

　　現在是市場經濟社會，人們都講究交換。交換這個詞原來是用在商品交易上，但是隨著社會發展到市場經濟階段，交換這個詞已經遠遠沖破了商品交易領域，而進入了政治領域、人事領域和思想領域，甚至成了人們世界觀的一個組成部分，或者是一個因素。現在的人又講求實惠。比如你到人家去，什么東西都不帶，只是嘴上說“老領導啊，感謝你呀”之類的話，你離開后，老領導可能不說，但他的家里人或者其他人會說你這個人盡耍嘴皮子，盡玩虛的，這樣你搞了兩次人家還理你嗎？當然不理！

　　所以，我走到今天這一步，一個原因就是價值交換這個意識已經深入到了我的思想觀念里面。第二個就是講究實惠，實惠這個詞已經被我更加具體化了。（陳兆豐被喻為安徽省第一巨貪，110頂官帽賣了150萬，于2006年落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