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日報記者杜羽 陳雪王 美瑩

正值暮春時節，趁著假日，北京機械工程師馮臻帶著10歲的女兒來到郊外，微風拂過漫山遍野的二月蘭，溪水淙淙，他們不禁吟出這樣的句子：“莫（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吟誦經典，是父女二人共同的愛好。

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張劍坐在書房里，再次細撫清人徐敦仁的日記手稿：“漫言三峽皆奇險，亦有平漪百里余。沙軟客行江底路，日斜人釣石中魚。”2021年，他將這部日記整理出版，讓更多人能從這個小人物的記述中感受歷史的溫度。

四川成都“95后”攝影師陳馨，繼續在社交媒體上發布著《山海經》主題的攝影作品。五年來，她研讀典籍、繪制手稿、設計服裝，通過自己的鏡頭，把《山海經》描繪的神獸逐一再現，她的故事一度登上熱搜。

古籍，離我們并不遙遠。它是民族的記憶，真實而清晰。它是傳統文化的載體，具體而生動。從國家“十四五”規劃綱要提出的“加強文物和古籍保護研究利用”，到2022年《政府工作報告》中的“加強文物古籍保護利用和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傳承”，再到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近日印發的《關于推進新時代古籍工作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古籍”這個關鍵詞高頻亮相，呼應的是學人的吁求，關注的是民眾的期待，承擔起的是時代的使命。

更妥善的保護，更便捷的利用

“你現在讀幾年級？”

一年前，北京大學中文系古典文獻專業博士研究生張億到一家圖書館的古籍部借閱古籍，館員卻劈頭問了這么一句。

張億如實相告，說自己讀博士三年級。那位館員搖搖頭，無奈地說，在博士畢業之前，他恐怕是借不到那部書了。原來，那部古籍插有不少前人寫的簽條，為了防止這些具有文獻價值的簽條被移動位置，圖書館只有將其整理后才能對外借閱。至于何時才能開始整理，誰都說不好。

張億的遭遇并非個例。由于尚待整理、尚未修復等原因，很多古籍深藏于書庫之中，無法被利用。也有一些藏書機構為了保護古籍，給借閱設置了重重門檻。求書而不得，困擾著很多學人。而作為愛書之人，學人也有共識：“只有把古籍保護好了，才能談利用。不能讓作為文物的古籍毀在我們的手中。”

事實上，近些年古籍保護的腳步正在加快。僅從修復隊伍來看，十幾年前，從事古籍修復的專業人員一度不足百人，如今，這個數字已增至千人以上。

79歲的趙嘉福做了一輩子古籍修復，8年前獲聘復旦大學中華古籍保護研究院特聘教授。疫情前，他每周都要跨越大半個上海，趕到復旦大學傳授“海派”修復技藝。

“我們的課下午1點30分才開始，趙老師每次都是12點30分就到了，提前一個小時給我們‘開小灶’。”該學院碩士研究生蔣明理說，傳統古籍修復大多以師徒口耳相傳的方法傳承，在趙老師這樣的修復專家身上，他學到了純正的技藝，也漸漸理解了工匠精神，“我們的課程還包括微生物檢測、紙張脫酸、光照實驗等內容，這項傳統技藝在‘守正’的同時，也一直在‘創新’。”

在成都，幾位退休圖書館人創辦了非營利機構四川西部文獻修復中心。他們修復古籍，也辦古籍修復培訓班。培訓班學員來自各行各業，有出租車司機，有餐廳服務員，有銷售經理。如果考核合格，學員就可以變為職員，留在中心工作。十多年來，該中心已為200余家古籍公藏單位修復古籍善本、碑帖拓片、檔案等2萬多冊（件）。

政府持續投入，民間力量積極參與，古籍修復為大眾利用古籍奠定了“物質基礎”。

“開發古籍資源，其實也是對古籍的一種保護。”張億說，如果古籍有了影印本、高清電子本，就可以減少借閱原件的需求，既保護了古籍，又沒耽誤利用，“現在，國家圖書館有超10萬部古籍數字資源向社會免費開放，不需要注冊就可以在線閱覽。如果其他藏書機構也能像國圖一樣開放古籍數據庫，那就太好了！”

古籍數字化，越來越被各界所重視。一時間，各種古籍數據庫紛紛涌現，公益機構做的、商業機構做的、私人做的、文化單位做的、教育單位做的、出版單位做的，不一而足，在方便讀者的同時，也出現了種種亂象，有人將其總結為“條塊分割、力量分散、缺乏統籌規劃、標準不統一”。針對這些問題，承擔著全國古籍工作統籌協調職責的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領導小組，正在籌劃實施國家古籍數字化工程。“建立健全國家古籍數字化工作指導協調機制，統籌實施國家古籍數字化工程”“加強古籍數據流通和協同管理，實現古籍數字化資源匯聚共享”已明確寫入《意見》之中。

更優質的整理，更精準的評價

為了整理北宋名僧惠洪的詩文集，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中文系教授周裕鍇耗費了近20年光陰。2021年，這部250萬字的《石門文字禪校注》終于出版，在文史學界口碑甚佳。

“《石門文字禪》這樣的重要著作，只有周老師才能做好它的校注工作。20多年前，周老師曾說不會去做校注，感覺是為他人做嫁衣，后來卻花了十多年做此事，不是‘技癢’，而是一種使命感。”有熟悉周裕鍇的學者如此評價。

然而，令學界同行沒想到的是，在一次校內評獎中，《石門文字禪校注》僅得到三等獎。

“各院校、科研機構對于古籍整理成果的認定普遍偏低。在評獎時，古籍整理成果通常會排在專著、論文之后。”在張劍看來，這個評獎結果雖說意外，卻也符合很多評價體系的“慣例”，“一些高校的職稱評審也是這樣，專著、論文才是硬指標，古籍整理成果可有可無，而且在評價體系中的分量也遠不能與專著、論文相比。”

“在目前的學術界，重論文、輕文獻成為一種傾向，古籍整理在學術體系里不被重視，這導致很多有能力、有水平的學者不愿意從事古籍整理。”做古籍編輯多年，中華書局總編輯周絢隆懂得古籍整理的艱辛：整理者必須逐字逐句讀懂古籍，而不能跳過自己不懂的內容，因此也就無法“藏拙”，為了解決一個斷句問題，常常需要查閱很多文獻資料。

標點在古籍上的一個個逗號、句號，看似簡單，卻凝聚著整理者的大量心血。然而，也有些整理者、出版單位把這一個個標點看得過于簡單，把古籍整理當成追名或逐利的工具，一些古籍整理作品質量堪憂。

“現在，對于專著、論文的學術價值認定，已經有了一套較為成熟的評價標準，而在古籍整理領域則缺乏有效、明晰的評價指標，這就容易導致‘劣幣驅逐良幣’，一方面優秀學者不愿意從事古籍整理，另一方面劣質的古籍整理作品屢見不鮮，使大眾對古籍整理產生偏見和誤解。”張劍認為，可以通過創新性、難易度、重要性、規范性、可靠性這五個標準對古籍整理的學術價值進行評價，“隨著《意見》的出臺，我期待未來可以建立一個指導性標準，用以衡量古籍整理成果的學術價值，使古籍整理與專著、論文形成并駕齊驅的關系。”

提升古籍整理作品質量，學界有責任，也離不開出版界的努力。

“古籍整理實踐性很強，古籍編輯必須具備文史哲通識。這些年各地古籍出版項目增多，投入雖多了，但編輯人才隊伍還沒有培養起來，于是一些項目化、工程化出版項目變成‘急就章’，難免出現粗制濫造的現象。”周絢隆說，如今很多專業古籍出版社都出現了編輯隊伍青黃不接的情況，“我們要花更多時間培養編輯隊伍。”

“強化古籍人才培訓，實施古籍人才培訓計劃”“健全評價機制，科學評價古籍工作質量，完善古籍工作成果評價辦法”“職稱評定、評獎推優、科研成果認定、效益評估等政策要向古籍工作人員傾斜，對主要承擔古籍工作的國有文化企業加大社會效益考核占比，對國有文化企事業單位主要承擔古籍重點項目的業務部門可不考核經濟效益”……《意見》字字句句的背后，是人們滿滿的期待。

很多“老古籍”對1981年中共中央發出的《關于整理我國古籍的指示》感念不已。《指示》說：“為辦好整理古籍這件事，盡管國家現在有困難，也要花點錢，并編造一個經費概算，以支持這項事業。”41年后，《關于推進新時代古籍工作的意見》出臺了，我們的國家更富了、更強了，人們對古籍這件事，也有了更多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