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古籍保護中心工作人員正進行普查登記

給古籍上“戶口”真不簡單

發現搶救“命懸一線”的古籍

歷時13年的全國古籍普查工作將在今年基本完成。記者從國家古籍保護中心了解到，截至去年底，全國古籍普查完成總量達270余萬部1.8萬函，已占預計總量的90%以上。迄今全國已有2760家單位完成古籍普查登記工作；古籍修復總量超過360萬葉。而古籍普查的成果也不斷通過各種方式分享給公眾，“中華古籍資源庫”發布資源總量超過3.3萬部1500余萬葉，國家圖書館超過2/3的善本古籍已實現在線閱覽。在此過程中，有些“遁世”已久的古籍重新現身，也有些“命懸一線”的古籍失而復得。

在古籍普查工作者眼中，“書卷多情似故人”，而他們也時刻把“不教書林有遺珠”的責任放在心中。

古籍發現之旅

乾隆“蓋戳兒”內府藏書現身西城圖書館

北京地區古籍收藏歷史悠久，收藏數量龐大，很多古籍收藏單位的歷史可以追溯到清代、民國。不過，許多古籍都收藏在基層單位，缺乏專業人員進行登記、鑒定。為此，設在首都圖書館的北京市古籍保護中心成立了“流動辦公室”，派出普查工作小組，專門負責市屬單位的古籍普查和保護工作，開始了古籍“發現之旅”。

這個“普查小分隊”在長達13年的探尋過程中，曾有過不少出人意料的發現。比如，他們在西城區第一圖書館發現了乾隆時期的內府藏書——《班馬字類》。

北京市古籍保護中心的工作人員介紹，《班馬字類》在清代的用途有點類似于現在的字典。為什么說它珍貴呢？因為在它上面蓋著幾個乾隆皇帝的玉璽印章——“太上皇帝之寶”、“乾隆御覽之寶”、“八徵耄念之寶”。“這些都是乾隆皇帝的私人收藏印章，只有收藏到了極為珍貴的書畫作品，他才會蓋上這幾個‘戳兒’。”工作人員說，凡是同時動用了這幾個印章的古籍，全部被收藏在了皇帝自己的“私家書庫”——天祿琳瑯里面。

給古籍上戶口

幾十萬冊古籍信息通過推理判斷一點點錄入

在市屬古籍收藏單位中，一些基層單位常常收藏有珍本古籍。當古籍普查小組的工作人員來到這些藏書單位，就會對其中的古籍像“上戶口”一樣，一本一本進行登記。題名、卷數、作者、版本、裝幀、版式、冊數、存卷、破損程度一項不落記錄在案，并進行拍照留影。

給古籍上戶口，可不像想象的那么簡單。“比如這本書，上面沒有作者名號和出版商信息，當初在登記的時候，工作人員就費了一番工夫。”工作人員指著一本題為《舊學四種》的線裝古籍介紹。

在這本書中，作者留下的身份信息是他的一個“號”——東海褰冥氏。東海褰冥氏是誰呢？工作人員拿出了普查工作中最常用到的工具書之一——《清人室名別稱字號索引》進行查詢。按照書中的記錄，原來“東海褰冥氏”是清末時期譚嗣同的別號。

為了印證這個結論，工作人員再次拿出《中國現代人物大辭典》找出譚嗣同的詞條。果然，“東海褰冥氏”正是譚嗣同的“別署”。“北京古籍普查過程中，幾十萬冊古籍信息，都是這么通過推理、判斷，一點一點錄入的。”

北京市古籍保護中心工作人員邸曉平介紹，市屬古籍收藏單位共有40余家，古籍80多萬冊。藏書單位分布較為集中，其中公共圖書館16家、中學圖書館10家、高校圖書館5家。“令人比較意外的是，在北京的中學里，也‘藏’著不少珍貴的古籍文獻。”比如，在北京二十四中的圖書館里，就藏著線裝書641種4000余冊，“其中古籍362種2885冊，民國線裝書279種918冊。抄本、刻本皆有，經史子集四部俱全。”

這些古籍收藏是怎么來的呢？北京市第二十四中學的前身為北京私立大同中學校，是中國近代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和蔣夢麟、譚熙鴻、丁燮林、顏任光幾位北京大學教授共同創辦的。它的校址位于東城區外交部街31號，原為明代將領李成梁的府第，后為清睿親王新府。歷史悠久，“家底兒”自然比較豐厚。二十四中的古籍藏書就包括睿親王新府原藏有的一定數量的古籍，北京私立大同中學校的幾位創始人帶來的一些古籍，以及后來校方采購增加的一些古籍。

普查人員發掘納格拉洞藏文古籍

搶救書林遺珠

茶馬古道峭壁山洞藏著數千葉珍貴佛典

距云南迪慶藏族自治州香格里拉市西北約140公里的格咱鄉境內，金沙江支流崗曲河畔的千仞絕壁之上，有一個不為人知的天然洞穴——納格拉洞。2010年，幾位上山采藥的村民無意中發現了它，從此打開了一個“封印”百年的“秘境”大門。在這懸崖之上、人跡罕至的巖洞里，竟藏著數千葉珍貴的藏文佛典。迪慶州圖書館考察隊先后兩次進入納格拉洞考察發掘，共搶救出藏文佛經2285葉。

國家圖書館研究館員林世田告訴記者，納格拉洞藏經的發現，是藏文古籍普查的重要發現，展現了藏傳佛教文化在茶馬古道上交流、融合、演變的歷史軌跡。據專家初步考證，“納格拉洞藏經”中，除一小部分為藏傳佛教寧瑪派僧人常用的法事用書和賬目記錄外，其余均是藏傳佛經《甘珠爾》內容，包括《大般若經》、《妙法蓮華經》、《般若五部經》等。

經歷了數百年的風雨滄桑，2000多葉“納格拉洞藏經”仍得以較為完整的保存，主要原因在于書葉本身獨特的藏紙工藝。

數百年前的藏紙采用的是當地獨特的狼毒草制作而成，這也給現代修復造成難題。2014年9月，“納格拉洞藏經”修復被列入“中華古籍保護計劃”，專家們通過比較，最終選擇使用迪慶狼毒草根汁和安徽潛山的紙漿進行混合，制造出質地與經葉最接近的‘人工紙漿’進行修補。”林世田介紹，“納格拉洞藏經”修復工程將藏文佛典全部進行了搶救性修復，開啟了全國藏文古籍修復的先河。

寺廟廢墟中發掘出2000多張500年雕板

“相較于其他省份古籍的集中保存，西藏的古籍往往秘藏在地處偏僻、遠離城市的寺廟里，普查和保護的難度可想而知。”林世田介紹，在西藏，古籍的收藏單位多以寺院為主，“數量多達千家，覆蓋了自治區所轄地市的74個縣。古籍普查人員必須走遍這74個縣才能把古籍著錄入冊。”

就是在這種艱難的情況下，古籍普查工作人員“搶救”回了很多珍貴的“書林遺珠”。比如，2013年至2017年間，在西藏山南市加查縣達拉崗布寺距今500多年的寺廟廢墟中，就發掘出2000多張藏文佛經雕板。

不過，由于長時間埋在廢墟中，這些經板不僅布滿塵土，內容難以辨認，甚至因為長期受潮腐蝕而變形嚴重。為此，國家圖書館專家及印刷工人奔赴達拉崗布寺進行考察。考察組與僧眾一起，花了三天時間將雕板清理完畢。經板上的字難以辨識，又由印刷工人現場刷印，邊印邊釋讀。“最初考察組估計有五六百張雕板，只帶了近千張紙。沒想到，清理到第二天的時候，就已經印出1200多張，三天共計2000多張！”

林世田介紹，這批經板的時代經鑒定距今500年左右，經文的完整程度相當少見。西藏古籍保護中心對其進行了補寫與重新印刷。“這也是西藏自治區首次將藏文古籍再造與非物質文化遺產技藝相結合的嘗試。”本報記者 孫樂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