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黨人在北伐軍軍隊政治工作和發動工農群眾等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貢獻。圖為部分在北伐軍中從事政治工作的共產黨員在南昌合影

1894年，革命先驅孫中山第一次響亮地喊出“振興中華”的口號。1911年的辛亥革命，拉開了中國完全意義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序幕，但它很快陷于失敗。在反思辛亥革命失敗教訓的過程中，在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的浪潮里，誕生了中國共產黨。此后，無論國際國內形勢如何發展變化，中國共產黨始終堅定地繼續孫中山先生未竟事業，團結帶領中國人民，高舉民族復興大旗，以“為有犧牲多壯志，敢教日月換新天”的大無畏氣概，書寫了中華民族歷史上最恢宏的史詩。

辛亥革命是民族復興征程上的偉大探索

為拯救民族危亡，近代中國各階級的先進分子先后進行了可歌可泣的偉大斗爭。太平天國運動、洋務運動、戊戌變法、義和團運動接連而起，各種救國方案輪番出臺，但均以失敗告終。其根本原因在于，這些救國方案均未撼動舊有統治秩序根基。中日甲午戰后，西方列強紛紛在中國劃分勢力范圍，亡國滅種危機日深。吳玉章回憶：“我還記得甲午戰敗的消息傳到我家鄉的時候，我和我的二哥曾經痛苦不止”，“為祖國的前途而憂心如焚”。思想家嚴復第一次喊出了“救亡”口號，來替代“自強”和“求富”。1900年，八國聯軍占領北京，強迫清政府簽訂了喪權辱國的《辛丑條約》，使之成為中國近代史上失權最嚴重的不平等條約，標志著中國完全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清政府“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的奴才嘴臉，令國人深惡痛絕，使其逐步喪失政治合法性。革命黨人陳天華激憤地稱之為“洋人的朝廷”，鄒容則強烈呼吁道：“嗚呼，我中國今日不可不革命”。

1894年，革命先驅孫中山在檀香山成立興中會，大聲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廈之將傾”，誓言“驅逐韃虜，恢復中國，建立合眾政府”，并在興中會章程中率先發出“振興中華”的吶喊。1905年，中國同盟會在東京成立，“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平均地權，建立民國”的主張被寫入中國同盟會的誓詞。在孫中山先生領導下，同盟會先后發動了十余次武裝起義，這些起義連同當時其他革命組織如光復會以及大小會黨發動的起義，共同匯成了一股聲勢浩大的革命潮流。1911年10月10日，武昌城頭一聲槍響，拉開了中國完全意義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的序幕。以孫中山先生為代表的革命黨人發動的辛亥革命，不僅打倒了直接依賴帝國主義的清朝皇帝，終結了延續幾千年的君主專制制度、撼動了反動統治秩序的根基，在中華大地上建立起亞洲第一個共和制國家，而且傳播了民主共和的理念，打開了中國進步潮流的閘門，使根深蒂固的皇權至上思想被摧毀廓清，以致其后無論袁世凱的洪憲皇帝夢還是張勛的復辟丑劇都因逆歷史潮流而遭到人民唾棄。辛亥革命以巨大的震撼力和深刻的影響力極大地推動了中國社會變革，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行了偉大而艱辛的探索。

中共完成了孫中山先生民族獨立、人民解放的革命任務

由于歷史進程和社會條件的制約，由于沒有找到解決中國前途命運問題的正確道路和領導力量，辛亥革命沒有改變舊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性質和中國人民的悲慘境遇，沒有完成實現民族獨立、人民解放的歷史任務。其失敗令人悲痛，但教訓鼓舞人前進。林伯渠說：“辛亥革命前覺得只要把帝制推翻便可以天下太平，革命以后經過多少挫折，自己所追求的民主還是那樣的遙遠，于是慢慢地從痛苦經驗中，發現了此路不通，終于走上了共產主義的道路。”董必武說：“辛亥革命雖然沒有取得真正的勝利，但它提供了十分寶貴的經驗，使得中國人民有可能進一步找到徹底解放的正確道路。”沿著辛亥革命開辟的民主革命道路，中國的仁人志士大膽尋求新的救國出路，探索新的民族解放道路，很快迎來了中國共產黨的成立，開創了中國歷史的新紀元。

中國共產黨自誕生以后，始終是孫中山先生革命事業最堅定的支持者、最忠誠的合作者、最忠實的繼承者。徐特立指出，“我們的法統是辛亥革命以來的法統，是革命的法統，這一法統被叛變大革命的反動派否定了。”中共許多早期領導人，早年都參加過辛亥革命。吳玉章、林伯渠、董必武、朱德等人年輕時都是同盟會的骨干。陳獨秀是當時革命團體岳王會的領導人，辛亥革命那一年擔任過獨立后的安徽都督府秘書長。不少共產黨人正是先投身到辛亥革命中或受到它的深刻影響，提高了愛國主義和民主覺悟，之后又察覺到它的根本缺陷，繼續探索前進，最終成為堅定的共產黨人。

因同盟會成分復雜、思想分歧，不是一個統一的有堅強領導核心的現代政黨，所以有章炳麟者倡言“革命軍起，革命黨消”。不能建立有效領導，革命果實反被袁世凱反動集團竊取。當孫中山先生屢敗屢戰，領導的革命斗爭遭受嚴重挫折時，中國共產黨伸出援手，幫助中山先生改組國民黨，成功實現了第一次國共合作，推動了國民革命迅速發展。他逝世后，中國共產黨忠實繼承他的遺志，繼續高舉反帝反封建革命旗幟，承接民族獨立、人民解放的歷史任務，開展新民主主義革命。在國民大革命中，中共參與動員工農支持北伐戰爭，給北洋軍閥反動統治以沉重打擊，使“打倒軍閥除列強”之口號響徹中國大地；在土地革命中，中共致力于以土地改革消滅封建土地所有制，最大程度地動員起社會底層民眾共同革命；在抗日戰爭中，中共及時發出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號召，并在第二次國共合作基礎上，與國民黨一道開展了偉大的抗日救國戰爭，最終贏得抗戰的最后勝利，實現了民族獨立，使之成為中華民族從深重危機走向偉大復興的歷史轉折點；在解放戰爭中，中共與民主黨派精誠合作、肝膽相照，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在全國的勝利，建立起中華人民共和國，結束了舊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歷史，實現了封建專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偉大飛躍。

中共成功實現了孫中山先生國家強盛、民族復興的宏大愿望

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需要堅實的物質基礎。在《建國方略》中，孫中山先生對一個強盛中國報以熱切期盼，他提出發展工業、開發水利、修建鐵路以改善民生的諸多設想，“欲使外國之資本以造中國之社會主義，而調和此人類之兩種經濟能力，使之互相為用，以促進將來世界之文明也。”承繼他振興中華的深切夙愿和對中華民族發展的美好憧憬，中國共產黨歷經百年奮斗，終于使中華民族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歷史飛躍。

孫中山先生說：“吾心信其可行，則移山填海之難，終有成功之日。”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不斷奮進，牢牢把中國發展進步的命運掌握在自己手中，用幾十年時間走完了西方國家幾百年走過的工業化歷程。隨著社會主義制度的確立，新中國實現廣泛而深刻的社會變革，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探索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道路。中國共產黨提出“四個現代化”建設目標，經過幾個五年計劃，建立起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中國共產黨作出實行改革開放的歷史性決策，在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基礎上，充分利用外國資本和外國先進技術經驗，主動融入全球經濟體系，實現了40多年的經濟高速發展，推動國家富強的同時實現了人民生活水平的快速提高，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積蓄了物質力量。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共產黨堅持志不改、道不變，繼續深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勇于自我革命，不斷深化改革，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成功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展現出國家社會發展的強大生機活力，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供了更為完善的制度保證、更為堅實的物質基礎、更為主動的精神力量。

孫中山先生提出：“中國如果強盛起來，我們不但是要恢復民族的地位，還要對于世界負一個大責任。”今天，中華民族日益走近世界舞臺中央，向全世界展示一派欣欣向榮的氣象。中國共產黨高舉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旗幟，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推動完善全球治理體系，弘揚公平、正義、民主、自由等全人類共同價值，做世界和平的建設者，全球發展的貢獻者、國際秩序的維護者，已經成為人類發展進步的重要力量。孫中山先生的事業已經得到繼承發展，他的期盼愿景正在不斷實現。中國共產黨無愧于孫中山事業最忠實的繼承者。

（陳金山 王今誠，作者單位：中國延安干部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