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致公黨黨證

中國致公黨于1925年10月10日在舊金山五洲洪門致公總堂的基礎上“改堂為黨”正式成立，成為海外第一個“華僑政黨”。

中國致公黨“一大”綱領寫道：“本黨同人以促進統一，鞏固共和，改造社會，發揚民治為最大最終之目的”，并為救國提出六大主張，明確“吾人今日請求建設事業仍須以國家為范圍，本自強不息之精神，求吾族根本自衛之至計。然后一進而求國際永久之和平，再進而求大同主義之實現”。

中國致公黨成立后，其黨旗（又稱“井字旗”）和黨徽（麥穗與井字相對應）的標志，說明中國致公黨是代表廣大農民的利益，代表了中國致公黨人為國為民的信仰。

《中國致公黨黨證》（要則）中寫道：“美洲致公堂是洪門團體，洪門是中國民族主義的革命團體，歷史之長，奮斗之久，世無倫匹，清季革命成功實為原動力。”“對于中國問題，亞洲問題，世界問題共同努力，完成解決的答案是為致公黨的新使命。”明確提出本黨新使命：“尚公精神，萬惡起于私，萬善出于公，無論何種制度以達到大公為原則。”要求參加中國致公黨的黨員要發揚“致公”的傳統精神，只能做善，不能作惡，以達到“天下為公”“大公無私”之目的。

中國致公黨建立，繼承了孫中山提出的“耕者有其田”的主張，將孫中山的大同思想和天下為公精神作為中國致公黨的宗旨。

以斗爭求團結

1931年7月，來自五洲四海的致公黨黨員、洪門人士聚集香港，參加在香港舉行的“五洲致公團體懇親大會”，此次會議是由中國致公黨駐香港總部主辦，并為重組致公黨，籌備召開中國致公黨全黨代表大會。

1931年7月25日，“五洲致公團體懇親大會”在香港灣仔洛克道拉開帷幕，然而此次大會在“組黨案”與“黨的名稱”上出現嚴重分歧，提議改致公黨為民治社者為數不少，因此會議明確指出：一團結五洲致公團體，二擁護致公歷史及名義，三實行組黨救國，然而會上有“來源不清”的代表以“心存跨黨、別有陰謀、欲以另立黨名、撕滅致公名義”進行離間活動。1931年9月26日大會閉幕前夕，中國致公黨準備于9月16日成立“中國致公黨中央黨部臨時辦事處”，籌備組黨事宜。以美東致公堂代表為首，聯合加拿大、菲律賓、千里達、墨西哥、香港等洪門致公堂人士召開“五洲致公堂代表大會”成立“中國致公堂總干部”，并于1931年9月13日開會通過章程針對中國致公黨，并公開指責“陳競存領導之致公黨，近年事耳，純粹為政黨，與致公堂名同而實異”。

中國致公黨在斗爭中求生存，以斗爭求團結。1931年10月10日，中國致公黨全黨代表大會召開，并在香港成立中央黨部，中國致公黨“二大”召開時，正逢“九一八”事變，陳競存總理在《致蔡元培張繼書》中，提出了為謀集合國民全體、共赴國難的四項主張，首次發出各黨各派“齊集救國旗幟之下，共赴國難”的號召，成為投身抗日救國的黨派。

為適應抗戰形勢需要，1931年11月13日，中國致公黨還召開了全黨臨時代表大會，決議通過黨章共246條。1932年1月26日，中央干事會以中國致公黨中央本部名義發布第一號訓令，決定重新登記黨員；1932年3月15日，發布第三號訓令，重新組織、頒布中國致公黨各地組織機構名單。

1931年12月30日，中國致公黨中央干事會向各地致公黨組織號召抗日，號召各地致公黨分部、支部，廣大致公黨黨員、洪門人士、華僑華人踴躍捐助，投入抗日救亡運動。

抗日統一戰線中的僑黨

抗戰期間，中國致公黨號召“海內外各處黨員，一致參加抗戰工作，出錢出力，以盡職責”，并聯合舊金山華僑社團組織抗日救國會，即“華僑抗日救國后援會”，動員廣大僑胞為國捐輸,共赴國難，積極投身抗日救亡的神圣事業。

1931年12月30日，中國致公黨中央干事會向各地致公黨組織號召抗日，密報中國致公黨陳總理北上之事宜（電文摘要如下）：

海內外各級黨部同覽，自九一八事件發生以后，總理即草定救國大計專函南北耆宿共策，并發表告國人書，總理因接北方實力派諸領袖派員來港催促，當于十二月四日由港趁輪北上，本會迭奉函示諸事已有具體辦法，全國人心對國府外交已異常憤悶，正我黨戮力救國之際，希即密告各同志準備一切，俟各事成熟當再密電通告，慰旅外同志及我華僑熱望。

中國致公黨駐舊金山負責人司徒俊蔥參加“二大”后趕回舊金山，協助舊金山華僑抗日后援總會，并提議向僑胞募捐慰勞黑龍江省主席、抗日將領馬占山部官兵“念國家興亡、匹夫有責”“以勵士氣、而挽危安”。華僑華人踴躍籌捐支援抗日將士。

1932年3月27日，中國致公黨中央干事會發布第二號通告，通報了發生在上海“一·二八”淞滬事件，致公黨上海支部見證日本軍國主義在上海犯下的侵略罪行及上海人民抗日救國的歷史。此通告發布到各地致公黨分部、支部，廣大致公黨黨員、洪門人士、華僑華人積極響應，踴躍捐助，投入抗日救亡運動。

1933年底，紐約美洲致公總堂盟長伍銳勛、會長肖步云（后任致公黨中央“三大”執委兼僑務部長）等致公黨人士自廈門、漳州、福州往上海拜訪上海洪順互助會，并受到蔡廷鍇的熱情接待，回美國后召開各種會議，積極宣傳通報國內抗戰情形。

1935年7月25日，李濟深與陳銘樞、蔣光鼐、蔡廷鍇等原十九路軍將領在香港建立“中華民族革命同盟”，李濟深為主席，討論救國方案；組織抗日國防政府，成立全國抗日聯軍，消息傳出，引來海外中國致公黨人、洪門人士和僑胞們的積極響應。

抗日戰爭爆發前后，宋慶齡以其特殊的身份與地位，積極宣傳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竭力推動國共兩黨第二次合作，全力支持各民主黨派、抗日團體、社會各階層愛國人士的抗日救亡運動，許多致公黨人、洪門人士也積極投身抗戰，其中有中國致公黨創始人之一的趙昱，身在上海主持五祖祠和致公堂工作的他，有感于國家民族災難深重，響應祖國的號召，立志國難當頭積極投入抗戰，聯系海外洪門人士，替東北抗日的義勇軍奔走呼號，也先后赴澳洲及南洋群島募集捐款，以支援各地自發抵抗日軍入侵的斗爭的志士。

1937年10月，經由國民政府行政院決議通過，聘任趙昱為振務委員會委員，并由以宋子文為會長、宋慶齡為委員的“救國公債勸募總會”派往五大洲各地勸募救國公債，趙昱所到之處，海外僑胞、洪門昆仲“竟抗日圖存偉功，以挽救將亡之國家，復興垂危之民族”的精神踴躍爭先購買救國公債，至1938年9月3日回港。一年多的時間，趙昱所到之處，沿途僑胞、致公黨人和洪門人士為抗戰救國踴躍購債，此次捐募公債共有5000余萬元。

1935年8月1日，中國共產黨高舉抗日旗幟，發表《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號召全國人民團結起來，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并提出建立抗日統一戰線的主張。該宣言把中國致公黨列為中國愿意參加抗日救國事業的黨派之一，表明中國致公黨的抗日救亡活動得到中共高度重視。

抗戰勝利后，1945年5月，中國致公黨、憲政黨沖破來自國民黨各種威脅在舊金山聯合舉辦演講會，邀請中國出席聯合國會議的中共代表董必武演講。司徒俊蔥主持大會，董必武作了《中國共產黨的基本政策》的長篇演講，全面介紹、闡述中共堅持八年抗戰，堅持廣泛團結，堅持民主進步的基本政策。董必武的演講，受到廣大僑胞的歡迎和鼓舞。

在中國共產黨的影響之下，1945年7月,中國致公黨駐舊金山總部通電重慶國民參政會并轉各報館暨全國同胞：本黨主張、迅即召集黨派會議、組織聯合政府，完成抗建大業，奠定民主基礎、國家前途實利賴之。

在海外統一戰線中重建

20世紀30年代，為了建立和壯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動員國內外一切力量進行全民族的反侵略戰爭，中國共產黨開始制定對海外華僑工作的方針。主要是：團結廣大華僑積極參加祖國的抗日戰爭，把華僑運動同祖國革命運動聯系起來；中國致公黨代表著廣大海外僑胞和洪門人士，不但在抗戰期間響應中國共產黨的抗日統一戰線，并在解放戰爭期間認識和逐步走向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民主統一戰線。

中共南方局是抗日戰爭時期和解放戰爭初期中共中央派駐國民黨統治中心重慶的代表機關。南方局以周恩來、博古、凱豐、吳克堅、葉劍英、董必武6人為常委，由周恩來負責統戰工作委員會。

1933年9月，陳競存逝世后，陳其尤開始協助秘書長陳演生全面負責致公黨中央干事會的各項日常事務。

陳其尤雖然和蔣介石私交不錯，但他長期從事民主革命活動，對蔣介石的倒行逆施頗多不滿。

1942年初，一次偶然的機會，陳其尤與時任新華日報社醫藥衛生顧問的黃鼎臣在重慶相逢，從此，他接觸到了中國共產黨人和許多進步民主人士，不斷閱讀共產黨書報和毛澤東言論。

尤為可貴的是，陳其尤順應歷史潮流，主動接受中國共產黨的幫助，勇敢地承擔了恢復、改組和重建中國致公黨的歷史重任。

1946年初，陳其尤回到香港，5月1日，中央干事會在陳其尤、陳演生等主持下正式恢復工作。由于許多致公黨黨員都是同鄉，又是長期從事民主革命活動，海外聯系又廣，對改組致公黨表示積極熱情，在中共南方局方方、連貫等領導下，致力于恢復重建中國致公黨的組織，然而籌備“三大”工作并未一帆風順。

抗戰勝利之后，以司徒美堂、朱家兆、陳宜顯、甄顯熾為代表的美國、古巴、加拿大、墨西哥等洪門領袖，感受到政黨文化對國家民主進步的影響，組織華僑政黨回國參政就成為他們的多年意愿，并很快“改堂為黨”成立政黨。

1945年，在美國紐約成立的中國洪門致公黨給即將在香港改組和籌備召開代表大會的中國致公黨帶來許多工作上的困難，陳其尤、陳演生必須面對現實，必須在不同性質的兩個“僑黨”中尋求團結、合作的可能性。然而，中國洪門致公黨駐美國總部負責人，于1946年3月發動其黨員回國組黨，召開五洲洪門懇親大會，9月1日在上海成立中國洪門民治黨，由于受國民黨的利用及其頻繁的活動及宣傳報道，在海內外產生了一定的影響，也對在香港忙于恢復組織的中國致公黨增加了阻力和困難。中國洪門民治黨之前，中國致公黨中央干事會曾委派代表黃鼎臣參加在上海召開的洪門懇親大會，并與中國洪門致公黨就雙方合作之事，洽談二次，然而中國洪門致公黨無意與中國致公黨“合作”，他們仍堅持自己的政治主張，走“中間路線”。

1946年7月，在中國洪門民治黨成立前夕，周恩來在上海兩次會見司徒美堂時，更是與他促膝交談。談國內、國際大好形勢，談中共對祖國前途、命運的主張，揭露蔣介石政府為爭奪抗戰勝利成果而制造摩擦、挑起事端的本質所在，使司徒美堂對蔣介石的作為有了本質的了解。中國洪門民治黨成立，就被國民黨特務滲透和利用。這使司徒美堂看清了國民黨的本質，對國民黨政權徹底失望。他毅然拒絕當“國大”代表，1947年7月，在上海各報刊登《脫離民治黨聲明》，決然退出中國洪門民治黨。

1948年10月18日，司徒美堂發表聲明支持中國致公黨重建工作：“美堂以洪門領袖地位，固表同情，亦覺榮幸。當隨處呼吁洪門兄弟，予以聲援協助……美堂復鄭重聲明，中國致公黨之民主工作乃洪門兄弟之良好楷模，必須團結并進，以爭取中國革命之徹底成功。”司徒美堂的聲明得到美洲許多致公黨人、洪門人士、華僑華人的支持。

響應“五一”口號 跟共產黨走

1948年4月30日，中國共產黨發布了“五一口號”宣言，提出“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社會賢達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并實現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

“五一口號”是中國共產黨建立新中國的宣言書、動員令，“五一口號”一經發布得到各界的支持，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愛國進步人士、海外華僑紛紛以各種方式發表通電、聲明、宣言、告全國同胞書，積極響應。

中共發布“五一口號”后的第二天，香港的各民主黨派聚集在時任民革中央主席、中國致公黨主席李濟深家中討論座談，致公黨副主席陳其尤參加會議，會上，大家一致認為召開新政治協商會議、建立民主聯合政府是中國“政治上的必須的途徑”“民主人士自應起來響應”。

為了表達海外僑胞訴求，致公黨中央還單獨發表《響應中共中央“五一”號召宣言》，明確指出“中共在中國革命艱苦而長期斗爭中，貢獻最大而最英勇，為全國人民起了先導和模范作用，因此，這次新政協的召開，無疑，我們得承認它是領導者和召集人”，表明了中國致公黨在思想上、政治上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它由與中國共產黨聯合合作變為接受中國共產黨的政治領導，由信奉舊民主主義發展到承認新民主主義為建設新中國的最高指導原則，從一個為舊民主主義而奮斗的政黨，轉變為一個為新民主主義而奮斗的政黨。

1949年6月15日至19日，陳其尤、黃鼎臣、官文森、雷榮珂、嚴希純代表中國致公黨相繼抵達北京出席新政協籌備會。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次全體會議在中南海懷仁堂隆重舉行，此次會議產生198名第一屆全國政協委員，中國致公黨界別的陳其尤當選常委、陳演生為委員。陳其尤作為致公黨首席代表在政協大會上發言，表示“本黨因為歷史關系，黨員多為華僑，今后，我們愿盡最大的努力推動僑胞，各盡所能來為新民主主義的祖國的建設而共同奮斗”。

（王起鹍，作者系致公黨廈門市委會原專職副主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