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勤春來早。過去幾年間，大家靠著國家好政策、致富帶頭人好點子和自己的不惜力，一步步趕跑了孬日子。而今，農民們要過更好的日子，雖然也面臨“倒春寒”，但他們的干事熱情前所未有。

在年前召開的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鄉村振興的前提是鞏固脫貧攻堅成果，要持續抓緊抓好，讓脫貧群眾生活更上一層樓。要持續推動同鄉村振興戰略有機銜接，確保不發生規模性返貧，切實維護和鞏固脫貧攻堅戰的偉大成就。“三農”工作領域的領導干部要抓緊提高“三農”工作本領。

生活更上一層樓，進而實現共同富裕，要靠啥、又要防啥？

一樣的土地和政策，

為啥總有人這村望著那村好？

本科學園藝、研究生專攻農村與區域發展，在外以資深“三農”實踐者和觀察者著稱，可回到村里，張彥杰的自卑情緒立馬就上來了。

“十幾年‘三農’工作時間不算短了，可一下地干活，一準兒會被當了一輩子農民的父親挑毛病。”沮喪之余，張彥杰通過多年研究和實踐得出一個結論——如果地里只種大田作物，那么千百年來農民在土地上積攢下的教訓，遠比教科書上講的經驗要多；但要依靠大田作物來增收，則千百年來這一“天花板”已經變得越來越矮。

“種糧食保的是肚皮，鼓荷包還得腦筋好。”這句話，父親不知和張彥杰說過多少遍。

那么，這個腦筋該咋動呢？由于在多個農村負責過鄉村建設項目，也當過志愿者，從鄉村建設觀察的角度出發，張彥杰提供了兩個案例。

河北省定州市東亭鎮翟城村，趕上雄安新區建設和各地的建設，應市場需求，村里一部分土地改種苗木，村集體戶頭上這幾年靠苗木收入攢下了一些家底兒。

不同之處，在于村書記米小木早年間在外面做過生意，腦筋活得很，他決定用足國家政策，把家底兒積得更厚一些。

這幾年，中央和地方上用在鄉村整體基礎設施提升的項目經費并不少，翟城村也感受到了政策導向。更重要的是，翟城村“建筑之鄉”名聲在外，村里瓦木匠特別多，米書記和村兩委干部一合計，與其把村里修路、修房、搞保暖的活兒包給外邊包工隊干，不如咱自己干。

去年一季度，翟城村建筑公司開張。一年到頭，除了開工資，村集體賬上又多了30萬元收入。2021年春節，村里60歲以上老人每人收到一袋大米。

今年6月，翟城村建起了晏陽初歷史文化街區，修復晏陽初故居、展覽館等遺址，上級政府支持了50萬元；7月，上級又給了200萬元，用于鄉村整體基礎設施提升。

河南省平頂山市郟縣冢頭鎮花園村，明清古建筑保存較為完整，雖然十里八村也有基礎資源更好的，但花園村黨支部書記李國彬的致富經，讓這個村子在鄉村振興路上走得更早、更快。

當鄰近區域都在搞旅游，花園村選擇利用國家給的政策和扶持資金，延長旅游產業鏈。李書記先是帶著大家搞起了美麗鄉村，村里人從舊房子搬到了花園洋房；緊接著，村里利用扶貧資金建起了養牛場，專養肉品營養含量高的雪花牛，銷往上海，牛最好的部位，一斤能賣到1000元左右；再就是用旅游產業賺到的錢，搞起了旅游、研學基地。

眼看村里產業越來越多，李書記倒沒覺得這是件太難做到、多了不起的事，和米小木一樣，他也覺得“只要政策用好了，帶頭人有公心，有意愿帶領村民一起致富，誰都能做到”。

“農村規模化返貧的可能性來自大田作物的薄利性，但國家政策已經考慮到了這一點，有很多政策扶持，只要用足政策，很多不利因素是可以被抵消掉的。”張彥杰說，當資源稟賦差不多，鄉村振興政策又不存在根本性差異之時，各地能否干好，取決于帶頭人有沒有公信力、想不想干事、懂不懂市場規則，以及對政策的理解和把握。

一樣的合作社，

為啥有的干成了空殼子？

“人流、物流、信息流，三流不能有斷頭。”接受我們采訪時，全國政協委員、西北農林科技大學教授霍學喜正在忙著城鄉交通運輸一體化示范縣項目的評審工作。

如果不考慮疫情因素，那么在一年中有近8個月，霍學喜會行走于鄉村間。用他的話說，規模化返貧問題一旦發生，就意味著我們要重新扶貧，這既影響百姓生活，更影響鄉村振興節奏。而上面提到的三流暢通，本身就是防止規模化返貧的一把“利器”。

“不過也的確要當心農民工大面積返鄉的情況，這里有3個原因。”有些問題，霍學喜看在眼里，也有些著急。

第一是疫情導致的街邊攤、夫妻店干不下去了，這部分人會回村。霍學喜在陜南、陜北調研時發現，有些村子的農民收入中約60%來自外出務工。另一個情況是，如果以前出去打工的是10個人，那么現在就有3個人出不去或者返回農村了，在“三區三州”地區，這種情況更為普遍。

第二是經濟逆全球化，很多產品出口受阻，外貿村如何頂住壓力，需要關注。

第三是全球性量化寬松貨幣政策，導致很多國家物價上漲，這一背景下要保住村民的基本生計和有效購買力，我們任務也不輕。

“要談農村，我覺得有兩點繞不開：第一件事是農村地區人口還有很多，我們應該努力將一部分農業人口轉為城鎮戶，不然農村人均占有的發展資源太少了，在這方面，政府除了要創造更多推動農業現代化進程的新舉措外，還要下大決心推動城鄉產業融合，這也是從脫貧攻堅到鄉村振興必須要走出的一步；第二件事更棘手，那就是中央一直強調，要重視構建新型農業經營體系，促進專業合作社發展，但現在看這一體系建得還不算好，農地在流轉過程中依舊存在障礙，相當一部分合作社存在空殼化問題，他們享受了政府的稅收優惠、貼息貸款等，甜頭都嘗到了，卻沒有按國家政策法規要求，讓更多普通農戶融入其中、得到實惠。”談及此，霍學喜語氣凝重。

從大一點的定義看，農民專業合作社是廣大農民群眾在家庭承包經營基礎上自愿聯合、民主管理的互助性經濟組織，是實現小農戶和現代農業發展有機銜接的中堅力量。一種說法認為，參加名副其實的農民專業合作社的農民，與不參加的相比，收入平均會高出16%。普通農戶收入提高離不開政策，而合作社作為連接兩頭的中轉站，如果出現空殼化，其帶來的負面影響，可想而知。

“有時間你可以到市縣鄉層面走走看看，合作社老板自己賺得盆滿缽滿、農民沒落到實惠的情況恐怕不在少數。政府希望通過合作社的專業化分工與合作化組織，讓‘三農’優勢最大化，比如一個農戶去買農藥是一個價錢，10個農戶一塊去買農藥，就好砍價了或享受價格折扣優惠。雇農機也是這樣，人多好打折，量大好形成品牌。可現在有些人，把家里七大姑八大姨拉出來充數，也能搞起合作社，而且我覺得，地方政府對合作社的規范監管還沒跟上來。這些都值得大家關注。”霍學喜給我們提供了一個持續關注的線索。

一樣的農民工返鄉壓力，

為啥有人舉雙手歡迎？

咸寧市通城縣，位于湖北省東南部，既是湘、鄂、贛三省交界處，也曾是集山區、庫區、老區和貧困地區于一體的省級貧困縣。

近年來，通過整合資金大力推進鄉村微工廠建設，吸納本地打工能人和民營企業入駐，實現項目進村，產業到戶，截至目前，全縣建成鄉村微工廠79家，帶動農村勞動力近千人在家門口實現了就業。

2020年4月21日，湖北省政府發布通知，通城縣等17個縣（市、區）被批準退出貧困縣。全縣30778戶106308名建檔立卡貧困人口和42個貧困村甩掉“窮帽”，貧困發生率下降到0.28%。

種上藥食兩用的經濟作物葛根，一公斤能賣到幾十元；到家門口的工廠幫著加工廣告牌，一個月也能賺上幾千元。當初在扶貧車間里靠加工小而精特產品實現脫貧的農民，此刻希望在外面打拼的家人能回來，在家門口的企業里找份工作，兼顧家庭。

“這兩天，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同鄉村振興有效銜接考核評估組正在我聯系的通城縣進行考核。”全國政協委員、湖北省政協副主席王紅玲原本打算多談一會兒，但工作一個接一個，我們對她的采訪只能分段完成。

“對口聯系這個縣有好幾年了，個人感覺，縣里的變化很大，尤其是村里，每次下去見到大家，我感覺村民們的精神面貌一次比一次好，村、鎮、縣里的同志干勁兒一次比一次足。”這樣的變化，讓王紅玲欣慰。

疫情疊加全球經濟復蘇乏力，眼下，很多企業用工收縮，一部分農民工有意愿回到家鄉。那么，家鄉托得住他們對美好生活的期待嗎？據王紅玲觀察，鄉村振興對勞動力的需求量是非常大的：一部分人需要守在田地里，保住糧食收成；一部分人需要到養殖場去幫忙，逐步把散養變為規模化養殖；還有一部分人要補充到原來叫作扶貧車間的產業鏈上去，為鄉村振興加把勁兒。

“可以說，鄉村振興要靠產業，產業振興要靠人，農民工回家鄉打拼，既能彌補親情，更能給這里的經濟發展帶來活力，歡迎大家回鄉創業！”臘月，大江南北一片肅殺，王紅玲這番表述，卻熱情似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