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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棟梁”的高度與跨度

——走進梁思成的思想“大樓”

2021年08月30日 15:57 | 來源：中國文化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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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廳現(xiàn)場

本報記者李亦奕

他對中國古代建筑所做的田野調查和科學測繪專注而嚴謹；他在回國后向政府有關部門提交的書信中洋溢著飽滿的愛國主義熱情；他參與創(chuàng)辦東北大學和清華大學兩所學校的建筑系；他致力于創(chuàng)立屬于我們自己民族的建筑語言……他就是我國著名建筑學家、建筑教育家梁思成，一位在中國現(xiàn)當代建筑史乃至中國近現(xiàn)代文化史上都不能繞過的人物。

今年是梁思成先生誕辰120周年，為了紀念這位對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保護、傳承和發(fā)展功若丘山的學者，清華大學建筑學院聯(lián)合清華大學藝術博物館，精心籌劃了“棟梁——梁思成誕辰120周年文獻展”，包括照片、錄像、圖紙、模型、書信、手稿以及空間裝置等近400件珍貴資料的面世，全面且客觀地向人們描繪出一個瑰意琦行的梁思成。策劃上，展覽空間被營造成了一個“墓園”，放置其中的展柜都是按照墓碑的格式和規(guī)制來做的，因此，這是一場需要“俯身”觀看的展覽。進入歷史檔案的每一幅圖像、一段陳辭、一張描繪，都成為墓志銘上的一段銘文，令人感慨，發(fā)人深省。

家學、西學和國學

何謂“棟梁”？中國工程院院士、清華大學建筑設計研究院院長莊惟敏在展覽前言中這樣說道：“棟梁是要有高度的，需要曾經越過重洋，并俯瞰重洋。于是展覽始于梁思成先生的求學。家學的積淀、西學的思路、國學的方向編織在一起，輔以他活躍的天性，既是先生成就的起點，也可以說開闊了先生學術的天空。”

回顧梁思成的求學經歷，策展人、清華大學藝術博物館副館長蘇丹表示，可從4條線索探究他吸收養(yǎng)分的過程。第一個是國學的線索。1915年至1922年間清華學校的經歷可以說是這個線索的基礎；1923年梁思成因車禍休學的經歷則應歸入“提高班”范疇——在梁啟超先生親自指導下研讀《論語》《左傳》《孟子》《戰(zhàn)國策》《荀子》，是令人羨慕的經歷。1925年11月梁啟超題贈給梁思成、林徽因的古籍《營造法式》，更是奠定了二人畢生重要的治學方向。第二個是語言的線索。可以簡單列數如下：梁思成11歲回國前的日文訓練；常年的英文訓練，并參與翻譯韋爾斯的《世界史綱》；1927年填報申請哈佛大學研究生表格中自述的三年德語學習和一年法語學習經歷，為他構筑了通識原著的根基。第三個是技能的線索。回到清華學校時代，梁思成曾任校軍樂隊隊長、校刊美術編輯，并在學校運動會上獲跳高第一名。對于音樂、美術、體育的熱衷，加上對于一切新器材的嘗試，成就了梁思成動手的熱情和對測繪工具的諳熟。第四個是專業(yè)的線索。留美生涯進一步引領梁思成走進莊嚴的學術殿堂。殿堂前的臺基上，滿是縱橫的圖板和圖桌，滿是從草稿到成圖的皓首窮經的身影。

在美留學期間，梁思成對中國建筑在西方出版的著述尤為感興趣。1927年，他向哈佛人文藝術研究所提出了入學申請，理由是研究東方建筑。通過密集的閱讀，梁思成發(fā)現(xiàn)“西方的學者根本不懂中國建筑的‘文法’，他們以外行人的視角描述中國建筑，語焉不詳。” 梁思成還四處搜羅有關建筑的中文書籍，可惜幾乎一無所獲。中國建筑結構上的奧秘、造型和布局上的美學原則，在當時的國際學術界還是一個未解之謎。

中國有建筑史嗎？答案顯然是肯定的，父親梁啟超寄來的古籍《營造法式》即是一部北宋官方頒印的中國古代建筑百科全書，記錄了各種建造工藝、加工方法，這些方法、技巧在中華大地落地，化為一座座同樣毫不遜于西方的建筑。但由于沒有實際史料的注釋，《營造法式》的許多描述如“天書”一般晦澀難解。這段學習經歷對梁思成影響極大，一顆修建中國建筑史“大樓”的種子在此刻萌芽。

書寫中國建筑史和破譯“天書”

1931年，梁思成回到當時的北平，進入中國營造學社工作，任法式部主任，開啟了長達10多年的考察歷程。他和營造學社的同仁們先后奔赴15省200多個縣，開展中國古建筑的田野調查工作。

建筑史學家、前營造學社社員莫宗江曾回憶與梁思成一同考察的情形：“到哪一省？走哪幾條線？先到北京圖書館，把原先所有的地方志，縣志、府志，全借出來，這里面記載的有哪些有名的廟？哪些古廟？哪些重要的文物？都抄在一個本上。我們走的時候，就順著這個本子一路找過去。到了地方上，挨著個問：這廟是在哪兒？什么地方？現(xiàn)在保存情況怎么樣？哪個地方能去？”通過這樣的方式，梁思成率隊發(fā)現(xiàn)、測繪和研究了山西五臺山佛光寺東大殿唐代建筑，天津薊縣獨樂寺觀音閣與山門、河北應縣木塔等遼代建筑，河北正定隆興寺摩尼殿與轉輪藏殿、山西太原晉祠圣母殿等宋代建筑，以及隋代敞肩式石拱橋——趙州橋等眾多中國建筑史上的經典杰作，并在《中國營造學社匯刊》陸續(xù)發(fā)表了一系列具有世界級學術水平的論文。

梁思成極為重視古建筑測繪，在1933年9月測繪應縣木塔時，甚至不顧生命安危徒手攀援鐵鏈測繪塔剎。他與助手莫宗江合作的一系列古建筑測繪圖，成為迄今無人超越的典范。

抗日戰(zhàn)爭期間，營造學社被迫南遷，輾轉經過武漢、長沙、昆明最終落腳在四川南溪縣李莊。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梁思成與學社同仁著就了《中國建筑史》和英文版《圖像中國建筑史》兩部巨作。

而對于《營造法式》的研究、破譯，梁思成首先通過學習清代建筑和清工部《工程做法》理解清式建筑做法，并于1934年出版專著《清式營造則例》；繼而結合唐、宋、遼、金建筑實物，逐步釋讀《營造法式》——尤其在深入理解法式“大木作制度”中“以材為祖”的建筑模數制的基礎上，將其與西方古典建筑中以柱徑為設計模數的ORDER（今譯“柱式”，梁思成曾將其譯作“型范”）相提并論，并極具開創(chuàng)性地提出這是確定建筑比例的基本方法，對中西建筑史比較研究做出重要貢獻。在《中國建筑史》等一系列論著中，梁思成把宋《營造法式》和清《工程做法》稱作中國建筑的兩部“文法”課本。

梁思成在《為什么研究中國建筑》中說道：“研究實物的主要目的則是分析及比較冷靜的探討其工程藝術的價值，與歷代作風手法的演變。知己知彼，溫故知新，已有科學技術的建筑師增加了本國的學識及趣味，他們的創(chuàng)造力量自然會在不自覺中雄厚起來。這便是研究中國建筑的最大意義。”而他對中國建筑史的研究，也成為了其在城市規(guī)劃與保護、建筑設計及教育領域的基石與源泉。

保護文化遺產永不妥協(xié)

1945年8月，在抗戰(zhàn)即將勝利之際，梁思成在重慶《大公報》上發(fā)表《市鎮(zhèn)的體系秩序》一文，提出城市的最高目的在于使民安居樂業(yè)，“市鎮(zhèn)計劃”（即城市規(guī)劃）是民生的基本問題之一。他極富遠見地提出戰(zhàn)后城市的重建與發(fā)展應借鑒城市規(guī)劃學者埃利爾·沙里寧的“有機性疏散”理論，避免重蹈歐美近代“大都市病”之覆轍。

1950年，梁思成和陳占祥共同提出新北京城的規(guī)劃方案——《關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區(qū)位置的建議》——即著名的“梁陳方案”。方案建議整體保護古城區(qū)，在西郊建設新城，平衡發(fā)展城市。避免單中心城市弊病以及大規(guī)模舊城改造帶來的經濟與社會負擔。因為種種原因，這一方案最終未被采用，但學界普遍認為，隨著改革開放后中國城市進入高速發(fā)展，梁思成規(guī)劃思想的超前性開始顯現(xiàn)，特別是行政帶動、另辟新區(qū)的發(fā)展模式，幾乎就是“梁陳方案”的直接翻版。

在文化遺產保護方面，梁思成既是重要的開拓者，更是永不妥協(xié)的守護者。數年間，梁思成主持或參與了山東曲阜孔廟、北京故宮文淵閣和景山萬春亭、浙江杭州六和塔、江西南昌滕王閣等古跡的保護修繕工程方案，并提出“整舊如舊”的保護修繕理念，即在進行古建筑保護修繕時，要做到“舊的部分除了從內部結構上加固，或者把外面走動部分歸安之外，盡可能不改，也不換料”，從而使保護修繕后的建筑給人一種“老當益壯”而不是“返老還童”的印象。這些都成為了此后文保界長期遵循的范本和原則。為了保護北京古城，梁思成更是奔走呼吁、竭盡所能、屢敗屢戰(zhàn)。他的那句驚世長嘆——“拆掉一座城樓像挖去我一塊肉；剝去了外城的城磚像剝去我一層皮”——更是被后人所銘記。

“新而中”的自覺和信念

梁思成的建筑設計作品與思想中，始終貫穿著一條探尋中國現(xiàn)代建筑之路的主線，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就是追求“新而中”。自1920年代末至1960年代初，梁思成設計了近20個建筑項目。他的學生，中國工程院院士、清華大學建筑學院教授關肇鄴總結道：“從建筑類別、地域、標準和風格等多方面來看，都具有極大的跨度：從國家最主要的紀念碑到商店店面，從盛唐風格的紀念堂到屬于當時最新現(xiàn)代風格的校園建筑，從國際最高水準的現(xiàn)代派會堂建筑到山區(qū)地方材料、手工建造的民居庭院。”此外，還包括他分別為父母、愛妻以及三弟設計的墓碑，飽含至親的情感和知音般的理解，感人至深。

比如人民英雄紀念碑的設計，1951年8月，病中的梁思成就紀念碑碑形設計問題寫信給當時的北京市市長彭真，指出初步方案中的“大平臺”“大門洞”等問題，詳細闡述了自己的設計意見，并附有精細的插圖。此次展覽展出的一份梁思成手稿，講述了人民英雄紀念碑誕生的經過。手稿中他寫道，興建委員會一共收到了方案一百七八十份，大致可分為中國傳統(tǒng)形式、歐洲古典形式等樣式。經過討論，大家明確了：以鐫刻文字為主題的碑，在我國有悠久傳統(tǒng)，所以采用我國傳統(tǒng)的碑的形式較為恰當；碑文中的英雄史跡，可用浮雕表達。這些設計理念，最后均在人民英雄紀念碑中得到了體現(xiàn)。

1947年，梁思成作為顧問團唯一一位中方代表與其他九位國際著名建筑師齊聚紐約討論聯(lián)合國總部大廈的設計方案，彼時錄下的影像是唯一存留下梁思成聲音的珍貴史料。他提交的設計方案仍然體現(xiàn)出傳統(tǒng)中國式建筑設計的特點，比如用低層的建筑圍合成庭院和園林的整體布局等，他希望在該棟建筑中辦公的人們能夠更好地享受到充沛的陽光和新鮮的空氣，從而獲得最高的效率。

“此番報告發(fā)言在當時很轟動，他的講話內容和展現(xiàn)出的學者風度令我向往，于是我決定從燕京大學轉到清華大學建筑系。”關肇鄴說，梁思成的建筑設計觀廣闊而博大，他將建筑設計置于綜合的社會、政治、經濟、文化情形下來思考，并且深深植根于祖國建筑遺產的土壤。

既開風氣亦為師

大師風范還體現(xiàn)在深刻的教育思想上。作為中國近現(xiàn)代建筑教育的開創(chuàng)者之一，梁思成一手創(chuàng)辦東北大學和清華大學兩個建筑系，形成了中國建筑教育的理念基礎和基本訓練體系。1945年3月，梁思成致信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建議母校創(chuàng)辦建筑系以培養(yǎng)急需的建筑人才。他提議舍棄“頗嫌陳舊”的學院派“布扎”體系，采取“著重于實際方面”的包豪斯教學方法，并逐漸分添建筑學院各系。在1947年赴美考察建筑教育歸來后，梁思成進一步描繪出基于“體形環(huán)境”觀念的現(xiàn)代建筑教育體系的目標與藍圖。

“梁先生所說的‘體形環(huán)境’的觀念，是說大到一座城市小到一件工藝品都是體形環(huán)境的一部分。一切有體有形能夠成為環(huán)境要素的，建筑師都有責任去關心。實際上，表達了建筑師的視野要寬泛。展現(xiàn)出令人贊嘆的遠見卓識。”中國電子工程設計院顧問總建筑師黃星元說。

此次展覽除了呈現(xiàn)梁思成建筑教育思想的歷史演進之外，還著意展示了他在教學活動中的場景——這些身處學子們擁簇中的音容笑貌，使觀者更能貼近作為“師者”的梁思成。北京市建筑設計研究院顧問總建筑師劉力回憶道：“什么是真正的藝術，梁先生常說你不要做很多動作，然后達到一個動人的效果，這也是一種意境。”展廳一隅，一只漢代小陶豬吸引了眾人目光，梁思成常常以此類“教具”訓練學生的審美修養(yǎng)，他說學生們何時能看出小陶豬的美，就能從建筑系畢業(yè)了。

梁思成自謙是個嚴謹而快樂的“拙匠”，“只有這樣的‘拙匠’才能使壓力變成快樂，才不會把自我犧牲看作犧牲。棟梁是要有跨度的。需要以社會為己任，以教育為目標，需要有一切面向健康子孫的關切。做一個‘拙匠’，讓我們這個明星時代的建筑學人以此共勉。”莊惟敏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