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7日，2021年全國高考正式拉開大幕，1078萬考生趕赴考場，迎接人生路上的一次大考。我國高考改革方向如何，今年又有怎樣的動向，對考生帶來了怎樣的利好，又對學校提出了怎樣的新挑戰，本刊特別邀請權威專家就公眾關心的問題進行解讀。

——編者

高等教育進入普及化階段，新高考著眼于什么？

教育周刊：這次高考發生在我國高等教育從大眾化階段進入普及化階段之后，這種背景下的高考會有什么不同？

鐘秉林：高等教育從大眾化階段進入普及化階段，是“十三五”期間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取得的重要發展成就之一。高等教育普及化，是指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在50%以上的高等教育發展階段。2019年，我國高等教育毛入學率超過50%進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階段。現在的高考招生與過去精英化階段有本質上的不同。1977年恢復高考，當年報考人數是570萬，錄取人數是27.3萬，錄取率不到5%。去年高考報名人數是1071萬，錄取人數是967.5萬，錄取率超過90%。精英化階段，高考是從大批考生中選拔少數尖子人才進入大學深造；而在普及化階段，高考是將有上大學意愿的考生送到他們所適合的高校去深造。之前的高考模式下考生的選擇機會較少，而且往往是一個總分數決定錄取結果。另外考試內容過度強調統一性，難以滿足人才選拔的多元需求。

客觀而言，高考是迄今為止社會公信力最高的國家考試，最大限度地保證了入學機會公平，為高校選才、學生成長、社會公正作出了歷史性的貢獻。但另一方面，高考招生政策也要針對現實問題，適時進行調整。

教育周刊：6月7日—9日，包括河北、遼寧、江蘇、福建、湖北、湖南、廣東、重慶等8個省市在內的第三批新高考改革試點省份迎來了首次高考。與浙江、上海、北京、天津、山東、海南6個前兩批試點地區不同的是，第三批新高考改革試點采取“3+1+2”的選科模式。第三批新高考改革模式和前兩批有什么不同？又是針對什么問題呢？

鐘秉林：與改革前的“3+文綜/理綜”模式不同，前兩批試點省份采取了“3+3”模式——第一個“3”指語文、數學、外語3門必考科目；第二個“3”指從其他6個科目中自選三科參加等級考試，有20種組合。其中，浙江省還加了通用技術，有35種組合。這種選科模式大大增加了學生的選擇機會，同時也出現了新的問題，比如，學生選科時“趨利避難”的功利性選擇，以及高校指定必選科目時擔心影響生源數量的功利性考慮，導致選考物理學科的人數下降，影響到高校理工類專業的人才培養質量。為了解決此問題，教育部發布了相關文件，既要求中學指導考生合理選科，也要求高校根據學科專業特點明確各專業的必選科目；有的省還制定了選科保障機制。

今年首次實施新高考招生錄取的8個省份，在自選科目方面做了調整，采取了“3+1+2”模式——“3”是語數外3門必考科目；“1”是首選科目，從物理和歷史兩科中必選一科；“2”是再選科目，從化學、生物、地理、政治4科中自選兩科，共有12種組合。這種調整一方面有利于避免選科畸多畸少問題的出現；另一方面簡化了操作，為將來西部省份啟動高考綜合改革后實施選課走班教學提供參考。總體而言，這種“必考選考相結合”的選科模式，目的在于打破文理分科，增加學生的選擇機會，同時有利于適當分散考生集中備考的壓力，也有利于學生綜合素質的提高。

文理不分科，不利于專才培養？

教育周刊：有家長表示，在考試內容上探索文理不分科，是不是不利于孩子專業特長的培養？

鐘秉林：培養創新人才，關鍵是要培養學生的創新思維。而所謂的創新思維，需要將文科擅長的形象思維和理科擅長的邏輯思維緊密地結合在一起。文科的創新既需要形象思維，也需要縝密的邏輯思維；理科的創新既需要邏輯思維，也需要豐富的形象思維。當今學科發展一方面高度分離，另一方面又高度融合，而學科發展的綜合化是主要趨勢。高中過早文理分科，易造成學生知識結構和思維方式的不完善，進入高校還要補課，會影響人才培養質量。

實際上，高考考試內容每年都在進行調整，注重從“知識為本”轉向“能力為本”，除了考查學生對基本概念的掌握程度，更注重考查學生的學習能力和分析問題能力，考查學生的綜合素質。但高考內容改革不能“翻燒餅”，要“小步走，不停步”，這樣累積五年八年，回過頭來再看就是一個很大的改變。

學生不會選擇怎么辦？

教育周刊：新的高考增加了學生的選擇性，這就要求考生找到自己的興趣，學會選擇，而此方面恰是過去高中教育中比較薄弱的環節。學校該如何應對？

鐘秉林：新高考增加了學生的自主選擇權，希望考生根據自己的興趣特長理性選擇自己喜歡的學科專業。過去有的考生聽取家人的安排選報專業，到大學后才發現自己對該專業沒有興趣，從而導致學習主動性下降、學業困難。這個問題的解決需要高中加強學生發展指導，開展職業生涯規劃教育，提高學生的選擇能力。

生涯規劃教育是一種選擇性教育，讓學生加強自我認知，明確自己的興趣特長和感興趣的領域，對未來的學業發展、職業發展有一個大致的規劃。在此基礎上，高考選科和填報專業時才能進行合理的選擇。高中學校要開設生涯規劃指導課程，利用社會資源開展職業生涯體驗活動。生涯規劃教育要與學校的社團活動、心理咨詢、綜合實踐相結合，并能夠融入學科課程教學。高中教師要提高發現學生興趣特長和學科潛力、評價學生綜合素質、指導學生選課和規劃學習生涯的能力。另外，高校教師對本專業和學科領域最有發言權，要到高中舉辦專題座談，配合高中開展生涯規劃教育，同時也宣傳了自己的學校和學科專業。

志愿投檔模式改變會帶來怎樣的影響？

教育周刊：新高考后，考生的投檔錄取模式，由之前的“分批次投檔錄取”變為“大平行志愿投檔”。這種投檔錄取模式對考生的報考及高校的錄取帶來怎樣的變化？

鐘秉林：在之前的招生錄取模式下，考生的高考總成績是高校錄取的唯一依據，標準比較單一，高校的自主權也比較小；而且分批次錄取，固化了高校的身份。比如，在第二、三批錄取高校中，有部分優勢特色專業可能比第一批錄取高校的水平還高，但由于招生批次固化身份的限制，這些專業往往招收不到高分的考生。而第一批錄取高校中水平不高的專業，卻可以通過調劑招收到高分的考生。逐步取消招生錄取批次，改進投檔錄取模式，實行大平行志愿投檔，一方面可以增加考生和高校之間雙向選擇的機會；另一方面可以倒逼高校提高專業辦學質量，調整優化專業結構，完善專業退出機制，這樣才能吸引優秀生源報考。

健全人才選拔的綜合評價和多元錄取機制，是高考綜合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試點省份探索“兩依據，一參考”綜合評價模式，不僅依據統考成績和選考成績，還將學生的綜合素質評價結果作為高校錄取的重要參考。學校教育要服務于國家戰略需求，人才培養要注重學生綜合素質的養成。高考改革要求以省為單位，建立學生綜合素質評價信息管理系統；高中學校不斷深化學生評價制度改革，加強與高等學校的協同探索，使綜合素質評價結果在招生錄取過程中可信、可比較、可使用。

取消體育、藝術特長加分是否會影響藝術教育？

教育周刊：高考取消了體育藝術特長加分。有家長認為，這是不是就不鼓勵孩子發展個性興趣特長了，不利于特長人才的培養？您怎么看？

鐘秉林：這個問題要從教育公平的角度來看。原來設計初衷良好的一些考試招生舉措，在實施過程中背離了初衷。比如，高考錄取加分政策可以分為兩類，第一類是政策補償性加分，如少數民族子女、華僑歸僑子女、烈士子女等，在錄取時給予適當加分，這既是促進教育公平、也是保證社會正義的政策補償措施，體現了政府推進教育公平的基本價值取向；第二類是獎勵性加分，對一些具有體育藝術特長、在科技競賽中獲獎或者獲得省級三好學生、優秀學生干部的學生，給予適當加分，目的是引導學生全面而有個性發展，引導基礎教育學校抑制應試教育傾向，深化課程改革，實施素質教育。顯然，政策設計的初衷是很好的，但問題是在執行過程中走了樣兒，甚至局部失控了。比如，體育藝術特長加分名目繁多，加分幅值過高，甚至出現了身份作假的現象，傷損了教育公平，造成了較差的社會影響，就要進行必要的調整和規范。

當然，規范和取消特長加分，并非不重視學生體育藝術特長的發展。若考生確有體育藝術特長，還有其他通道可走，比如可以報考體育藝術類院校、綜合大學和師范大學的體育、藝術類專業；還可以報考大學的高水平運動隊和大學生藝術團。另外，新高考探索綜合評價招生、“強基計劃”招生、高職審核注冊錄取等模式，都將高中綜合素質評價結果作為高校錄取的重要參考，其中身心健康和藝術素養是重要指標，也可以充分展示學生的體育藝術特長。

高考錄取向貧困地區傾斜

教育周刊：高考讓一批農村的孩子有機會改變命運，改變家庭的境地。為此，國家實施了面向集中連片地區貧困農村地區考生的政策，實施定向招生專項計劃，以增加農村孩子上重點大學的機會。但政策也引發一些爭議。您怎么看？

鐘秉林：我個人對這種單獨劃線、單獨錄取的定向招生政策是支持的。我曾作為北京知青到陜北延安插隊，對貧困地區的農村有了深入的了解。我發現，貧困地區農村的孩子，之所以在高考時考不出高分，上不了好大學，不是因為他們不聰明，更不是因為他們不刻苦，主要原因就在于他們長期生活在經濟社會發展相對落后的地區，從小享受不到高質量的教育，從而在高考中處于劣勢。國家采取政策補償措施，增加貧困地區農村學生上重點大學的人數，不僅是為了促進教育公平，而且是為了維護社會正義。截至去年，已經有約70萬名學生通過專項計劃走出了貧困地區，進入了重點大學。阻斷貧困代際傳遞，教育承擔著重要功能。2020年，我國打贏了脫貧攻堅戰，但防止脫貧后的返貧，培養大批高素質人才是重要基礎。因此，今年這個政策繼續實施。

如何看待爭議？

教育周刊：高考綜合改革的每一項改革措施背后都是有爭議的。從2014年正式實施至今，新高考改革已經走過7年。對于新高考的順利推進，您對社會各界有怎樣的期望？

鐘秉林：高考改革是一項系統性的綜合改革，事關億萬學生前途及其家庭福祉，牽一發動全身，備受社會關注。隨著我國教育的全面普及和教育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化，教育利益相關者增多，不同的利益群體強烈地表達自身的利益訴求，體現了不同的甚至是相悖的價值取向，利益沖突、矛盾和其背后的不同價值觀影響著社會輿論、學術爭論和政策制定。對改革措施的爭議折射出了高考綜合改革的復雜性和艱巨性。

對此，首先我們要看到：高考改革是針對現實問題而開展的，其基本目標是促進公平、科學選才、引導學生全面發展。所以，高考改革不是顛覆性的改革，而是在現行高考招生制度基本框架的基礎上針對現實問題進行的改革。實現高考改革的目標，需要加強系統研究和協同創新，基礎教育與高等教育、高中學校與高等學校、中考與高考，新高考與新課改，考試招生與人才培養、教育系統內部與外部等各個方面，一定要協調改革、協同推進。當前，按照遵循規律、試點先行、協同改革、穩妥推進的策略，高考綜合改革已經進入到由東部改革試點向中西部逐步推廣的新階段。

同時，我們必須意識到：做好高考綜合改革，需要維護考試安全和制度的公信力；也要營造良好的社會環境和輿論氛圍。媒體在解讀高考綜合改革方案時要避免應試化、碎片化的傾向，注重宣傳先進教育理念，避免借個案炒作吸引眼球；社會公眾對高考招生制度承載的功能和改革的效果要有理性的認識和合理的期盼；政府和學校要加強政策保障和宣傳動員以及相關人員培訓，盡可能凝聚改革共識，形成改革合力，積極穩妥推進。

還要強調的是，我國教育規模龐大，2020年各級各類學校53.7萬所，在校生2.89億人，專業教師近1800萬；同時，教育發展水平差異顯著，包括區域差異、城鄉差異，甚至同一學區內不同學校之間也存在差異。因此，在高考綜合改革進程中，不能一個模式“一刀切”，要鼓勵地方根據本地實際情況發揮首創精神，因地制宜、因校制宜，進行多樣化改革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