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國際國內形勢發展正處在兩個具有決定性意義且彼此相互影響的歷史交匯點上。其一是社會主義制度與資本主義制度的聲望影響正處在一升一降、此長彼消的歷史交匯點上；其二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發展正處在即將破繭而出、全面突破的歷史交匯點上。兩個交匯點通過“十四五”的開局起步進一步緊密結合在一起。從今年兩會的國際關注度即能明顯地感受到，中國模式、中國道路、中國制度的蓬勃生機及其在國際社會中日益強勁的影響力吸引力競爭力。

錢穆在《歷代政治得失》一書中，展現了中國歷朝歷代在建立之初的制度有效性，但它們又都不免于最終的制度衰敗，究其原因，或是在于沒有很好適應經濟社會的發展演變，或是因為貪戀以往的制度紅利、漸而偏執于制度依賴，而忽略了適時自新。歐洲自羅馬帝國崩潰后，曾長期陷入“黑暗的中世紀”，直至20世紀中下葉，才表現出較好的治理和穩定的秩序。冷戰剛剛結束，美國學者福山便貿然拋出“歷史終結論”，宣布資本主義一統天下的時代到來。英國學者哈羅德·帕金卻在那時指出，“如果西方國家的社會精英們一味對蘇聯解體和東歐劇變幸災樂禍，不能從中汲取經驗教訓，有可能在未來重演蘇聯和東歐國家剛剛遭受的命運：社會不滿、經濟內爆和政治崩潰。”二十多年后，一些西方國家在社會和政治生活中出現的越來越多的混亂現象，正在驗證帕金的遠見。而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東方的中國并沒有跌落谷底、一蹶不振，而是砥礪前行、守正創新，殺出了一條血路、開辟了一片新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但在經濟社會發展上“創造了人類發展史上的奇跡”，而且在社會制度、意識形態上也獨樹一幟、屹立東方。

自東歐劇變及至蘇聯解體起，世界共產主義運動進入低潮，社會主義制度受到普遍質疑，一段時間以來崇拜西方之風盛行。不可否認，任何社會制度在產生之初都有一定的進步性，但能否持久存續、永葆健康和活力，則取決于該制度是否能夠適應人類社會發展進程并在其中扮演正向驅動、向治求治的角色。

今天，當各國共同面對新冠肺炎疫情這場被描述為人類歷史上第一次真正意義上的全球性危機的大考時，中國倡導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以及平等尊重的人文關懷，體現了大國擔當，也成為世界各國認可的共識。危機這面鏡子照出了人心的得失，映射了制度的優劣。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在這場災難中得到了充分展現，中國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也在現實的檢驗中再次得到確認。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沖破障礙，迎戰風險，對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進行全面重構重塑，為把黨的領導落實到改革發展穩定、內政外交國防、治黨治國治軍各領域各方面各環節，提供了堅實的制度保障。尤其是在抗擊新冠肺炎疫情和脫貧攻堅全面勝利等偉大斗爭、偉大實踐中，“四個自信”像太陽一樣在中國人民心中冉冉升起，照亮了前行的方向。

《中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確定了未來5年乃至15年中國發展的行動藍圖，開啟了中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的宏偉藍圖。有外媒感嘆：“當許多國家還在努力為今后幾周做規劃時，中國已經設置未來15年的議程。”從“一五”到“十四五”，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中國人民，創造了世所罕見的經濟快速發展奇跡和社會長期穩定奇跡。在許多國際人士看來，中國模式的一個關鍵亮點，就在于對未來的良好感知、把握和設計能力。原德國統一社會黨總書記埃貢·克倫茨在《我看中國新勝利》一書中寫道：“中國愿景的長期性尤其令人印象深刻，中國的領袖把愿景目標投射到21世紀中葉，我沒有見到全世界還有哪個政治家能做到這一點。”

習近平總書記說：“所謂的‘中國模式’是中國人民在自己的奮斗實踐中創造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中國道路是中國模式的實質，中國理論是中國模式的靈魂，中國制度是中國模式的根基，中國文化是中國模式的底蘊。中國人民選擇了中國道路，伴隨而來就是：中國成就累積為中國奇跡，中國經驗上升為中國模式，中國特色描畫出中國愿景。歸根到底，如何在中國這塊貧窮落后的國家建設社會主義、實現現代化，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國模式的不變主題。它不但是中國共產黨人一以貫之的使命追求，也是全體中國人民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不斷加強的自覺自信。

如今，中國制度優勢正如磁石一樣吸引著世界的目光，人類命運共同體日益被世界各國認同。國際社會普遍感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確為其他國家和民族發展振興帶來了新的選擇、啟示和路徑，許多國家爭相研究中國道路與中國文化。可以預見，中國模式也必將成為世界發展新的希望，會被越來越多國家選擇或吸收。

(作者系全國政協委員，軍事科學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