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云南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院長 關凱(滿族)

也許，如果我們泛泛地說人性普同，似乎不會有太多的人反對。但一旦把“文化”作為一個變量引入對這個問題的討論，事情就可能變得有些復雜，畢竟我們每一個人都是在自己一種幾乎不自知自覺的文化“默認程序”中思考問題的。

真正理解中西文明的同異，是中西方國家交往和交流的重要基礎，也是在有分歧和沖突時溝通問題與解決矛盾的理解基礎。

公元300-600年間，世界還沒有連成一體，不同的文明還在相對孤立地發展。但全球的氣候對各種文明社會的影響卻是相通的，同樣作為古代最重要的文明帝國的中國與羅馬歷史遭遇極其相似，北方蠻族南下入侵，帝國衰敗、分裂甚至解體。于是，羅馬帝國滅亡，中國經歷了“五族亂華”。

究竟應該稱之為“五族亂華”還是“五族入華”，這是史家因應當下價值觀的修正表述。中華史書主要是用漢語書寫，華夏中心觀自是其立論的基點。正如現代性文明誕生于西歐原本蠻族聚居之域，世界就被分成了近東、中東、遠東和新大陸，用得久了，大家皆習以為常。

蠻族入侵在東西兩界造成的唯一但也是極為重要的差異是，代表中原文明的晉朝中央政體只是縮小了版圖而沒有同羅馬帝國一樣消亡。同時，歷史依然在朝著相似的路徑發展，即都在現實斗爭中嘗試走向大一統。如經過一百多年的征戰，蠻族王朝法蘭克出現了查理曼大帝，統一了整個西歐；而中國北方的北魏也出現了拓跋燾，比較穩定地統一了北方的廣大區域。潘文極為重要的抓住了一個歷史要點，即中西文明的歷史分叉。通過理解歷史分叉，可以更深入地理解中西文明的差異，特別是兩種文明的內在邏輯的不同。

如果按照歷史三段論來比較中西文明，可以說以軸心文明為主的古代文明時期，中西方的歷史軌跡是其為相似的；到了中古文明時期，歷史軌跡出現了明顯的分叉，中西方文明在遭遇了極為類似的“蠻族入侵”后，走入了根本不同的歷史發展道路，西方走向封建制導致列國林立、戰爭不斷，還因宗教分歧加劇了各國戰爭，最后不得不建立起民族國家規則體系以結束和避免戰爭，但這套規則并不能避免戰爭，反倒是因為民族國家的相互確立而更進一步導致國家間的戰爭——一戰和二戰。而同一歷史長時段的中國則步入了自身文明邏輯的循環，隨著隋唐王朝的建立，大一統成為了歷史“慣性”，中華文明與大一統互為表里，然而政治社會的變遷也同樣導致了王朝衰敗和裂變，大唐天下的分裂，到北宋和遼的局部統一，最后元朝再次大一統，完成了又一個循環。

很顯然，中古時期的中國和西方，走向了完全不同的歷史軌道，而這次分叉的開端，則在公元3-6世紀之間。中西文明何以在古代漫長的相似軌跡之后步入極其不同甚至相反的發展軌跡呢？這個問題是個真問題和大問題。

理解這個問題，中西文明比較是極為重要的方法。因此問題在于如何進行恰切的中西文明比較。我們知道西方最初正式比較中西的是黑格爾，雖然黑格爾以“世界歷史”的觀念比較中西，以“歷史的終結”的歷史哲學訓斥中國沒有“歷史”，但即便如此，黑格爾也沒有(也不敢)否認中國文明，此后隨著西方世界史的發展，即便到了湯因比的《歷史研究》，雖然給予了中國文明正當地位，但其對中國文明的理解程度依然不高。問題何在？

簡化來說，西方人想要了解中國，更多的還是通過閱讀他們本國文字或者英語書籍，西方學者或有中文程度較高的，但其理解中國文化的速度與程度也不會太高(原因之一在于典籍太過豐富)。因此，溝通中西文明的理解，需要我國學者做出更多努力。更深入地從世界歷史和比較文明的視野來挖掘中國歷史和中國故事，“實史求事，實事求是”地講好中國故事，這是極為要緊的。

公元3-6世紀是軸心文明的分化期，一個非常重要的歷史分叉，從中理解后續文明發展軌跡的分歧在于文明邏輯的差異，其中最重要的一點，在于西歐文明發展更像是一種偶然性軌道，而是中華文明則沒有發生根本性的變異。

西歐何以成為現代性文明偶然性發生的重要源頭？此問題在韋伯看來主要是宗教原因，即宗教改革之后新教社會的道德倫理與現代性的選擇性親和。但在政治上，西歐文明解決不了政治單位碎片化的頑疾，事實上現代性的民族國家體制加劇了這種國家分立的結構。不過西方的幸運在于新大陸出現了美國，無意中重現了現代版的羅馬帝國。

西歐歷史上因采邑而封建，王權的基礎在于采邑。查理曼大帝之后無法脫離土地的分封建立王權。臣服與庇護的權力機制的關鍵不在于封建而在于采邑，從此西方因采邑而入封建，始終無法完成歐洲統一，直到拿破侖那次險些成功的努力，所以拿破侖被黑格爾視為歷史的終結。但黑格爾想不到自己真正的思想繼承人出現在新大陸，冷戰結束的那一瞬間，他的衣缽傳人福山興奮地高呼“歷史終于終結了”。

可惜的是，福山錯了。有中國在，歷史就不會以這種方式終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