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爾·蓋茨曾經想找卻沒找到的一套經典計算機在清華大學科學博物館的展覽上集齊了。1980年代，微軟公司的Basic語言程序成為公認的市場標準，是當時流行微型計算機的首選。例如，被稱為“日本首臺微機”的PC-8001，其操作系統就是購買微軟Basic版權后重新定制的。為紀念那段歷史，蓋茨和艾倫選取當時市面上使用了Basic語言的六臺流行微機合影，1981年的黑白合照中艾倫留著一臉絡腮胡，小艾倫兩歲的蓋茨還是一張娃娃臉。

2013年，58歲的蓋茨在美國西雅圖計算機博物館與離開微軟30年的艾倫重聚，兩人想重現1981年的經典合影，找遍博物館，只有4臺老照片中的同款計算機。

“背景板上兩張經典合影中所有8臺同型號古董計算機都在這了，這是展覽的打卡地。”清華大學人文學院科學史系系主任、清華大學科學博物館館長吳國盛介紹說。

主辦單位“清華大學科學博物館”后多了一個“籌”字，這座計劃中的博物館于2018年4月立項，計劃明年奠基，最快于2024年落成。未見其館，先見其展，這次名為“神機妙算”的計算器具歷史展是清華科博籌建兩年中的第二次展覽，吳國盛毫不避諱地說，“辦展是為了喚起社會關注，為了籌款。”

辦博物館是需要砸錢的

今年4月底，疫情陰霾還沒完全散去，清華大學校友、北極光創投創始人鄧峰牽頭向母校進行了一次捐贈，用于支持清華建設中國大學第一座綜合類收藏型科學博物館，及全球健康與藥物研發中心的新藥研發。官方報道中沒有披露具體數字，據多位知情人士透露，捐款金額過億元，而這對科博籌建來說還不夠。

被視為“現代計算機先驅”的巴比奇差分機與分析機還在復原中，這次只展出了部分復原模型。英國科學家查爾斯·巴比奇在維多利亞時代提出了超前至少一個世紀的機械智能設想，他用有限差分法將多項式函數計算轉化為重復加減，并用印刷機輸出計算數據，以消除人工誤差，整套機器用蒸汽做動力，從而實現從計算到印刷的全自動化。礙于當時有限的機械加工技術水平，巴比奇傾其一生也沒有實現這一構想。晚年他得到了英國詩人拜倫女兒阿達·奧古斯塔的追隨，而阿達致力于為差分機編寫算法，因預見性地給出了計算機程序設計的許多設想而被譽為“世界首位程序員”。

英國倫敦科學博物館為紀念巴比奇誕辰200周年曾在1991年根據圖紙制作出了首臺差分機，巨大的手搖智能機械計算機重2.5噸，有4000多個零件。

清華科博的定位是“立足學科、面向中國、放眼世界”，吳國盛對科博所承擔社會教育功能的設想是，不僅要吸引主力軍青少年，也要鼓勵知識和閱歷更豐富的成年人參觀。而這需要有歷史厚度的科學器具，清華科博未來也將展示差分機，而復原這臺設備的經費約400萬元。這還不是最貴重的一臺機器，復原中國古代科技成就最高代表“水運儀象臺”的經費預計要上千萬元。

清華的博物館夢可以追溯到90多年前。1925年，在清華國學院任教的梁啟超提出清華改辦大學當以“求得學問獨立”為宗旨，尤其是“自然科學、工學、史學與考古學 ”，并提倡建立學會、博物館、圖書館等公共文化機構。次年，清華考古學陳列室在梁啟超的倡導下得以設立，存放清華師生考古所得的大量文物。

“大學博物館的核心使命是滿足人才培養和學科建設的需要。”清華大學環境學院教授、清華大學藝術博物館常務副館長杜鵬飛解釋說，比如生物學研究要有生物標本館，培養地質學家，總要親手摸一摸地質標本，公共博物館顯然無法滿足這樣的研學需求，這也是大學創建博物館的原因之一。

近代博物館正是從大學校園里發展出來的。建于公元前3世紀的埃及亞歷山大圖書館中就設有“博物園”，近代西方第一座公共博物館阿什莫林博物館誕生于英國的牛津大學。歐美著名大學在漫長發展歷程中大多積累了不止一座博物館，牛津大學有8座，美國哈佛大學有17座，俄羅斯莫斯科大學有6座，博物館逐漸成為世界一流大學的標配。

清華大學藝術博物館率先建成，緣于1999年中央工藝美院和清華大學兩校合并，在清華校內建設一座綜合學院大樓和一座博物館是其基本配套要求。藝術博物館自此提上議程，建筑設計方案2004年就已完成，到2016年正式開館，“籌備17年，學校最主要的任務就是籌款。”杜鵬飛說。2016年9月11日，總建筑面積3萬平方米的清華藝博正式開館，建設費用3億元，相比之下，清華科博是幸運的，學校二十年前的籌款能力與現在不可同日而語。

“科學博物館不是蓋好房子就能開展的，中國近代史經過很多革命式斷裂，科技類文物消失殆盡，目前我們收集的1950年之前的清華儀器只有個位數，只有七八件。”吳國盛對《中國新聞周刊》說，從2018年底到現在，全校各個專業的淘汰儀器基本收遍了，負責藏品收集工作的科學史系博士后劉年凱去年從“大供應商”物理系那就收了上百次，加上校友和社會捐贈，共收集了近四千件科學儀器，不過，對照科博未來內容建設規劃，這些還遠遠不夠。

每所大學都需要博物館嗎？

中國有多少大學博物館？目前沒有完全統計。

2010年中日韓三國博物館館長論壇上，時任首都博物館館長郭小凌透露，2003年有100多座高校博物館，到2009年達到了200多座。國家文物局副局長關強去年在中國高校博物館館長論壇上表示，截至2018年底，在文物行政部門備案的高校博物館僅95家，但實際數量已經超過300家。另據保守估計，目前全國高校博物館數量超過450座。

“所謂的突飛猛進，只是備案手續上的數字增長，2000年到2018年新開的大學博物館屈指可數，數百家高校博物館其實是長期存在的。”杜鵬飛并不認可“高校博物館大躍進”的說法。

中國現存最早的高校博物館創建于1914年，前身是美國學者戴謙和建立的華西協和大學古物博物館，即今四川大學博物館，以民俗、歷史研究為主。于1953年開放的廈門大學人類學博物館則獲得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認證，云南師范大學1985年便建立了西南聯大博物館，創辦于1987年的東北師范大學自然博物館是首批獲評的“國家一級博物館”。

此前很長一段時間，中國高校博物館普遍存在知名度和影響力不足的問題。北京師范大學2010年就北京高校博物館在大學生中的影響力進行調查，結果顯示：知道并去過本校博物館的大學生僅有48%，超過10%的大學生根本就不知道本校有博物館。郭小凌曾公開表示，主要原因是高校博物館投入較低、定位滯后和專業性不強。比如，上海大學副校長、前故宮博物院副院長段勇在《當代中國博物館》一書中寫到，西南聯大博物館存在管理層級偏低、場館設施較陳舊、藏品數量和質量偏弱等問題。“西南聯大”這一金字招牌直到2018年重建開館后才真正發揮其影響和作用。

高校博物館走出深閨，知名度的提升也離不開負面消息的“貢獻”。前有浙師大藝術館藏品“假到離譜”，北師大獲贈6000件“京師瓷”被疑造假，近有去年的重慶大學“贗品博物館”。這些向學校捐贈“贗品”者無疑已經被“國寶幫”攻陷，那些以次充好、以假充真的人被收藏圈歸為“國寶幫”，圍繞國寶幫有一條相當成熟的制假-流通-售假的贗品產業鏈，有謀利者，也有推手身在其中而不自知。

校友捐贈建館是歐美大學博物館的傳統與特色，牛津大學的阿什莫林博物館就是個人捐贈而來，校友伊萊亞斯·阿什莫林的贈品極為豐富，包括硬幣、藝術品和動植物標本等。歐洲貴族在大航海時代從世界各地獵奇，將珍奇異寶擺在自家奇異格或奇異柜中供客人觀賞，很大程度上影響了西方博物館的陳列方式，英國自然歷史博物館收藏昆蟲標本的抽屜就有2.2萬個。

“不是所有大學都需要建博物館，大學也不能因熱心校友的捐贈就決定建館，學校要想清楚為什么建、建給誰、建一個什么樣的博物館、怎么建，這些都要充分論證。”杜鵬飛說，清華藝博依托清華大學美術學院、建筑學院、人文學院等相關院系和機構支持，現有藏品1.3萬余組/件，僅在2019年，就舉辦了16個高水平展覽、12次學術研討會，辦展次數與首都博物館持平。如今，清華藝博不僅受到了全校師生的歡迎，在社會上也頗有名氣。

“高校博物館應該盡量結合本校歷史文化特色逐步樹立博物館自身優勢與特色，避免盲目跟風公共博物館而導致百館一面甚至東施效顰。”段勇回復《中國新聞周刊》。例如，中國人民大學家書博物館以名人信札為主，中國傳媒大學、上海中醫藥大學和北京服裝學院等高校博物館有鮮明的專業特性，上海大學博物館2016年啟用，是目前國內唯一的海派文化專題博物館，有海派文藝、海派旗袍及上海方言三個海派專題常設陳列。

高校博物館實力體現在

展覽的學術水平上

“評價博物館實力如何，核心是評價它所策劃的展覽的水平怎么樣，學術含量有多高。”杜鵬飛舉例說，上海博物館2012年為慶祝建館60周年，舉辦了“翰墨薈萃——美國收藏中國五代宋元書畫珍品展”，吸引了全世界各地研究中國古代書畫的人前來朝圣，這就是策展實力和能力的體現。

20世紀90年代，日本研究中國魏晉隋唐史的第三代領軍學者學者谷川道雄修訂增補再版了《隋唐帝國形成史論》。2000年后，美國哈佛大學、芝加哥大學與中國北京大學、中央美院和社科院考古所聯合開展了“漢唐之間”系列學術研討活動。

美國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長期跟蹤這一前沿學術課題，耗時7年進行策劃，在2004年10月推出展覽“走向盛唐”，首次用歷史文物實證和闡釋了相關學術研究成果，段勇將其描述為“近20年來最重要、最有影響力的大展之一”。2005年后，香港文化博物館、日本東京森美術館、中國湖南省博物館先后引進該展，一度引起“盛唐”熱潮。

值得國內博物館界學習與反思的是，“走向盛唐”展覽所用400余件文物98%來自中國14個省(市)的47家文博單位，但展覽主題策劃、展覽大綱結構、展品挑選、展覽文字說明等完全是美國大都會藝術博物館的學術成果，即展覽的知識產權屬于大都會藝術博物館。

為配合去年5月舉辦的亞洲文明對話大會，清華藝博在本已十分緊張的檔期中調整出展廳，緊急籌備策劃了“器服物佩好無疆——東西文明交匯的阿富汗國家寶藏”展覽。為期兩個月的展覽吸引了5萬觀眾，展品說明少則百字、長則千言，從與中國文化關聯、東西文明交流互鑒等角度，對展覽的233件文物重新做了梳理與解讀，匯總出版的《器服物佩好無疆》圖錄還收集了十篇高水平學術研究文章，新書在出版一周內被搶售一空，出版當月在二手書交易網站孔夫子網的定價就炒到了三倍以上，目前最高成交額已經超過2000元，是定價的5倍。

然而，大學博物館的演變與學科發展規律是緊密捆綁的。早期大學教育是博物學，對自然界動物、植物、礦物等的學習和分類本身就是學術研究結果，隨著自然科學研究的進步與細化，分類學基本畫上句號，而人文藝術學科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興起，藝術博物館的發展勢頭也超越了自然科學領域博物館的發展。

在歐美，后來居上的藝術博物館也在促使大學中尤其是自然科學類博物館調整自己的角色定位，將服務范圍輻射到校園之外。英國劍橋大學博物館除為不同學院提供教學協作計劃外，幾乎全年不休地舉行各種講座、演奏會、展覽和陳列。美國哈佛大學的自然歷史博物館還針對不同人群制訂了個性化教育方案，有面向兒童的夏令營，帶領孩子感受自然界各種生物，而面向成人的教育計劃則采取小班教學或深入研究課程。

21世紀的博物館對社會教育和公共服務空間提出了更多要求，包括必要的餐飲設施、紀念品商店及其他休閑場所。

“人們來以理工科著稱的清華大學參觀，可能不會來看藝術博物館，但是科學博物館怎么可能不看？不論是科學本身的趣味性，還是科技教育的功用性，一定會吸引大量觀眾。”杜鵬飛說，“觀眾在科學博物館里停留的時間一定會超過在一件藝術品前停留的時間，所以，博物館的功能定位和公共服務空間的問題是科博必須面對、而且將來必須解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