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政協網北京9月9日電（通訊員 任惠穎 記者 崔呂萍）2018年9月9日，北京互聯網法院在互聯網尖端科技和領軍企業齊聚的首都北京掛牌成立。成立兩年來，北京互聯網法院以不可思議的互聯網加速度賣力生長，不斷突破著中國互聯網司法的想象力。成立兩年來，北京互聯網法院審結了一大批具有廣泛社會影響力和規則示范意義的涉網新類型案件，在最高法院發布的“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十大典型民事案例”中，北京互聯網法院全國首例“暗刷流量”案成功入選，并被寫入最高人民法院工作報告；“斗魚直播平臺”著作權案作為十大典型案例之一被納入最高法院2019年《中國法院的互聯網司法》白皮書。

坐落于文化創意企業齊聚的北京，北京互聯網法院受理的案件中新類型、新業態互聯網知識產權案件占比高，創新與侵權、呵護與遏制的邊界如何劃定，考驗著法官們對互聯網商業邏輯和行業發展的深度理解。

“網紅”法院的標準絕非流量。“只有站在行業的角度才能去規范行業，只有站在規則的高度才能制定出規則，只有站在治理的維度才能推動網絡空間治理的法治化。”這是“超前點播”案合議庭成員李文超案件宣判后寫在朋友圈的一句話。行業的角度、規則的高度、治理的維度，是北京互聯網法院領跑互聯網領域規則樹立的核心解法。

6月2日，2100萬網友的在線觀看了熱播電視劇《慶余年》“超前點播”案一審宣判。北京互聯網法院確認愛奇藝在原告購買會員服務后更新的“超前點播”條款對原告不發生效力。40頁的判決經歷了30多次反復打磨，合議庭充分沉入互聯網行業場景，肯定了“超前點播”模式在滿足差異化用戶需求上的創新，同時對損害用戶利益的一系列行為及時給予否定。原被告雙方均對判決表示高度認同和支持，中國政法大學副校長時建中教授評價該案第一時間把訴訟的法治功能最大化，有效推動數字經濟的規范治理。

“超前點播”案宣判后十分鐘左右即登上微博熱搜榜第一，微博話題閱讀量近6億，這并未令合議庭有多少意外。北京互聯網法院審管辦主任孫銘溪甚至用“自帶熱搜體質”來形容互聯網法院的社會關注度，“案件是最直接的法治公開課，北京互聯網法院案件的廣泛影響力彰顯著互聯網司法的內生力量。”據了解，自建院以來北京互聯網法院審理的各類案件共有超過7000萬的在線旁聽量和40多億的微博相關話題閱讀總量。

站在服務保障營商環境改善和推動國家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高度，北京互聯網法院法官們用一份份在行業領域舉足輕重、得到普遍認可的優秀判決，回應著互聯網時代知識產權司法保護這一重大命題。

今年2月，新冠肺炎疫情影響下，全國各地紛紛推進在線庭審，一夜間“互聯網法院”如雨后春筍般冒出來，然而線上庭審并非簡單的視頻聊天、鏡頭直播。

當事人身份如何核驗？庭審環境、著裝、禮儀、紀律有何要求？證人如何出庭？社會公眾如何旁聽線上庭審？各類線上庭審規范的細化問題接踵而至，北京互聯網法院先行先試的在線訴訟經驗生發出厚積薄發的活力。

法官們日夜研討，幾易其稿，在1萬余次、總時長近8千個小時的在線庭審實踐中反復找尋著規則智慧，迅速凝結出《電子訴訟庭審規范》，為疫情期間各地法院在線庭審提供“操作指南”，也是對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間加強和規范在線訴訟工作的通知》的迅速細化落實，有效實現互聯網司法實踐成果向程序規則和長效制度轉化。

來北京互聯網法院參觀過的人，一定都對在線訴訟體驗區的“網紅打卡地”網絡法庭印象深刻——左中右三塊電子屏幕分別呈現被告、電子證據、原告畫面，與電子屏幕正對著的則是法官的審判席。這是北京互聯網法院標配版的網絡法庭，線上打官司的當事人和法官們都已習以為常。突如其來的疫情推促居家辦公的伊然法官轉換了思路：當事人“有網就能打官司”，法官為什么不能“打開電腦就是法庭”？

“疫情期間在家開庭，墻上都是女兒的畫，這樣的背景顯然不符合法庭莊嚴性的要求，我就想有沒有mini法庭能讓法官們‘隨身攜帶’，走到哪兒都能開庭。”伊然法官的“腦洞”通過北京互聯網法院用戶需求制度很快得以落地實現。

3月初北京互聯網法院便上線了“虛擬法庭”，可將法官所處的任意環境更換為包含國徽的法庭背景，屏幕上“一鍵點擊”還能敲響電子法槌。5月，北京互聯網法院對外發布了“虛擬法庭艙”，內部搭載“虛擬法庭”技術，僅有3平米大小，卻具備網絡法庭的全部功能，完全滿足小額訴訟程序庭審、簡易程序庭審、證據交換、組織調解等功能。“符合‘綠色政務’經濟環保的要求，也是開展繁簡分流改革試點工作的重要舉措。”北京互聯網法院副院長佘貴清介紹。

疫情期間，北京互聯網法院有30余件案件使用“虛擬法庭”完成了庭審。“從馬背上的法庭，到虛擬法庭，科技深刻改變了法庭的模樣，不變的是人民法院司法為民的情懷。”北京互聯網法院院長張雯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