戀戀不舍地給公共圖書館寫一封“離別信”，卻意外收獲這座城市熱情洋溢的“挽留書”。最近，在東莞務工的吳桂春頗具戲劇性的奇遇，引發了社會關注。

此前，因疫情失業而準備返鄉的他，給常去的東莞圖書館寫下留言：“雖萬般不舍，然生活所迫。余生永不忘你東莞圖書館，愿你越辦越興旺，識惠東莞，識惠農民工。”一時激發了不少共鳴。隨后，在當地人社部門的積極對接下，他順利通過了一家物業公司的面試，并且重新辦理了讀者證。一個人與一座城的溫情互動，就這樣得以延續。

在吳桂春的故事中，最令人心動的，是其勾勒出的一名普通農民工鮮為人知的精神角落。很多時候，人們會下意識地將農民工等同于保潔阿姨、保安大叔等職業身份，其中關乎情感、精神和個性的層面則被淡化和模糊了。殊不知，在繁重工作之余，他們都可能像吳桂春一樣，有著自己的人文和藝術追求，會把《紅樓夢》反復讀上四遍。

作家黃昱寧就曾分享道：有時快遞小哥到他們那里，翻起一本書后卻怎么都放不下來，于是誠懇地問她能不能送他看一下。其實從理性的角度來說，這些興趣并不能給他們帶來即時利益，不過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如此樸素的熱愛更顯純粹，也更值得被尊重和善待。對于一座城市來說，打破予取予求的冰冷“交易”模式，正視并回應他們的個性化需求，幫助農民工真正融入城市生活中，就顯得極為必要。

很長一段時間以來，一些農民工與城市之間的關系顯得若即若離。他們在大城市打工賺錢，貼補家用，有些甚至是全家的經濟支柱。可是在埋頭苦干的同時，農民工與所在城市的情感連結卻比較疏離，在對城市歸屬感的培養上也有較大困難。他們的人際關系常常局限于老鄉與同事之間，與城市間的互動也只能依托工作關系和消費場景。借用人類學家項飆有關“懸浮”狀態的表述，農民工有如“蜂鳥”一般，穿梭于打工城市與家鄉之間，卻難以找到真正的精神寄托。

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這樣單一僵化的互動關系顯然亟待改善。一方面，這些年農民工的受教育水平和收入都有較大提升，越來越多的人會像范雨素和吳桂春一樣，不再滿足于單純的物質收獲，而是渴求拓展更多人生可能性。另一方面，由于許多人是獨自在大城市打工，在生活中會遭遇諸如鄉土文化與都市文化的沖擊，也可能經歷孤獨彷徨的時刻。對于他們來說，在文學藝術作品中尋找人生答案和心靈慰藉，更是多了一層現實意義。比如，60后農民工作家尤克利就坦言，他深知邊打工邊閱讀不易，但是正是自己在外的思鄉情緒激起了文學和寫作欲望。

因此，對于城市來說，關注農民工的利益，除了要做好兜底工作，切實保障他們的基本經濟權益，還需要考慮完善文化類公共設施和服務，使其對外來人口更加友好。通過開放更多公共圖書館和社區圖書室，組織各類公益性文藝演出，搭建多種多樣的興趣小組和培訓課程，不僅能夠滿足他們的精神文化需求，還能幫助他們真正融入城市生活之中，而不再只是匆匆的過客。

從吳桂春那句“不寫點東西都對不起圖書館，因為太愛了”和“識惠東莞，識惠農民工”，我們不難看出，這段經歷讓他對這個圖書館、這座城市都產生了強烈的認同感。這種溫情互動也讓我進一步確信，一個城市的溫度不只在于對所謂高端人才的歡迎，也在于對小人物的關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