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國時期，中國出了一件跟服裝有關的大事。這件事在《史記》當中，不算標點符號，司馬遷就用了1500字來講述。這件事讓一個諸侯國軍力大增，滅掉另一個國的同時還向北擴張了上千里之遠；這件事后來演變出一句成語，意思是取長補短、勇于改革，從它開始，祖先的思維變得更加開闊了。這件事，就是發生在2300年前的趙武靈王胡服騎射。

趙武靈王(繡像本《東周列國志》)

漢服和胡服有什么不同

要想弄清楚趙武靈王為什么要搞胡服騎射，就要首先弄清漢服和胡服有什么區別。

所謂“漢服”，就是漢民族的傳統服裝，是黃帝開創、周朝建制、漢朝修補定型的傳統服裝體系。在趙武靈王的時候，還沒有“漢服”的稱謂，但已經形成了早期的典型風格，方便起見，還是稱之為“漢服”。

所謂“胡服”，就是當時北方游牧民族的服裝，今天這樣稱呼只是按照歷史習慣，已經不帶任何偏見。56個民族的服裝就像百花盛開，歷史上的時尚，很多也是兄弟民族互相借鑒融合所創造的。那么，漢服與胡服兩者之間有什么區別呢？

其一，上衣下裳與上衣下褲。漢服最典型的形制是上衣下裳，史傳是由人文初祖黃帝設計的，上衣象征天，下裳象征地。黃帝的歷史地位非常高，所以后人不敢隨意改動。并且從生活角度出發，在當時氣候溫暖、面料粗糙的情況下，下身穿近似于圍裙的裳顯然更為舒適。先民在田地耕作，身著短裳也可以明顯減少清洗次數，使服裝更為耐久。相反，北方游牧民族由于天氣寒冷，經常行走于野草荊棘之間，還有騎馬的需要，所以胡服以上衣下褲為典型形制。

其二，左衽和右衽。漢服有一個典型特征是右衽，而大多數游牧民族采用的是左衽。右衽就是把左邊的衣襟朝右邊遮過去，左衽相反。

關于漢服右衽的文化根源，歷史文獻上交代得并不清楚。大致有兩種說法：一是開天辟地的盤古在倒下的時候，左眼化為日，右眼化為月，因此左為陽，右為陰，所以衣襟從左向右遮掩的右衽是陽包陰，為活人穿著，而左衽為陰包陽，古代死者入殮的壽衣采用左衽；二是隋唐學者孔穎達的解釋，活人抽解紐帶以右手為便，所以采用右衽，而去世的人不需要解開衣帶，所以左衽，這一說法顯然牽強。

其實，從生活角度和力學原理進行分析或許更為合理。農耕民族勞動常揮右手，所以右邊的袖子所連的衣襟略小，才會動作輕便；而游牧民族以騎馬射箭為重要動作，常左手擎弓，所以左襟略小會相對省力。當然，今天的面料明顯輕薄，紐扣和拉鏈都得到了充分發展，左右衽在生活中的差別已經很小了。現代男裝采用右衽，女裝采用左衽，僅僅體現的是男女之別。

其三，文與武的傾向。除了衣裳衣褲和左衽右衽這兩種最明顯的差異，胡漢之服還有如下不同：漢服寬衣大袖，胡服短衣窄袖；漢人腰系布帶，胡人腰纏革帶；漢人腳穿草鞋或布鞋，胡人則足蹬皮靴。

總體來說，漢服的主要特點是天人合一和強化禮治。天人合一強調順遂自然，強化禮治更要彰顯文德，所以漢服顯得平和、寬松、優雅，但也因此缺乏戰爭的便利性。而胡服，因為要對抗惡劣的自然環境、長期處于漂泊的生活狀態，更重視保暖和搏擊需要，更多要求移動的便利性，所以相比漢服，更加簡單、干練、威武，在作戰方面有明顯優勢。

趙武靈王是戰國人物，正值天下大爭之際，所以希望引進胡服來武裝軍隊，也是出于現實需要。

趙武靈王“胡服騎射”，打開漢民族思維的一扇窗

漢服和胡服都有其形成的道理，所以趙武靈王提出胡服騎射，既改變文化傳統又影響現實生活，難度可想而知。當然，他從14歲開始當國君，到此時已經干了19年，很清楚在爭取重臣支持時，必須做通一位舉足輕重的人物——自己叔叔公子成的工作。

趙武靈王派了一位大臣去了叔叔家，在寒暄之后說：“在家里聽長輩的，在朝廷就得聽國君的。現在國君推出一項措施，您得支持啊。您要是不支持，國君沒法推動啊。”但公子成也有自己的想法，他說：“我現在重病在身，暫時無法上朝。既然國君讓我表態，那我就斗膽說幾句。”接下來，他講了很大一段話，近似于地大物博、人杰地靈、歷史悠久、文化燦爛，優良的傳統不能丟；以及放棄優良傳統，改穿胡人的服裝，恐怕不得人心，所以請國君認真考慮……一個回合下來，公子成仿佛更有高度，趙武靈王暫居下風。

聽大臣匯報說叔叔病了，趙武靈王一臉焦急，前往看望，見了面當然不只是噓寒問暖，還是要聊到這件大事。之前公子成說放棄傳統不得人心，趙武靈王也就從這一條開始分析。他說：第一，服裝都是古代圣人因地制宜創造的，重點在利于民眾生存，各地情況不同、服裝不同，但各有千秋，所以博采眾長是最好的選擇；第二，提倡胡服是為了建設騎兵，是為國家安全著想，中山國勾結齊國打趙國時，踐踏國土，虜掠百姓，還引水圍困鄗城，如果不是神靈保佑，鄗城早已淪陷，這個仇至今未報；第三，我可不希望大家說叔叔您為了順從中原的習俗，而違背簡主、襄主(趙簡子和趙襄子父子，趙國的基業在他們手上開創)的遺志，怕擔變服的罵名而忘了鄗城的恥辱。話已至此，成叔叔熱淚盈眶，連忙拜倒，“您把簡襄兩位先祖都抬出來了，我還敢不從命嗎”。

但是，還是有很多大臣認為要堅守傳統，趙武靈王同樣也表現出非凡的口才。他說：第一，古代圣王治理天下的思路都不相同，但堯舜禹湯都很成功，所以，法無定法，關鍵是適合；第二，從夏到商，服制和禮制都沒有改變，但夏照樣滅，商照樣亡，所以服裝沒那么大作用；第三，如果說衣服決定人心，那么穿著保守的魯國就沒有先鋒的人，穿著奇怪的吳越就沒有正常的人嗎？第四，常人難免俗流，賢者擁抱變化，不懂創新，能有什么出息。

匈奴人的左衽服裝(明《三才圖會》修補)

漢明帝重新定型漢服，漢靈帝喜好胡服

不過，趙國畢竟只是七雄之一，且主要是把胡服作為軍服使用，當時的華夏各國，仍然主要采用周王朝的服制。所以，胡服騎射主要是打開了漢民族思維的一扇窗戶，吸收其他民族的服裝不再被看作辱沒祖先的行為。

之后，秦始皇統一六國，他是一個更敢想敢干的人。在服裝方面，他廢除了周王朝中最核心的六冕服制，建立自己的新官服體系。盡管這些動作都很生猛，但其實當時的總體服裝風格仍未脫離漢民族特色。

后來，秦代的服制綿延了整個西漢。現代人看到漢武帝戴冕出現在畫像當中，其實是沒有歷史依據的——直到東漢第二位皇帝漢明帝倡導儒家，才恢復冕服制度。由于焚書坑儒，大量史料被付之一炬，所以漢代所恢復出來的東西，已經夾雜了很多想象在內。這套并不準確的服制體系，成為后世眼中的漢服樣板。

因此，漢服由黃帝開創、周朝建制，到漢明帝時期修補定型，最終確定完整體系，這就是我們今天說的漢服。

趙武靈王打開的那扇窗戶，不時會有風吹進。漢明帝不會想到在他身后100年，出了一位漢靈帝劉宏。歷史上對他的評價比較低，比如巧立名目搜刮錢財、賣官鬻爵追求享樂、濫殺賢良重用宦官，總之壞事做得遠多于好事；并且在生活方式上，他也常悖于禮制，比如《后漢書·五行志一》當中記載：“靈帝好胡服、胡帳、胡牀、胡坐、胡飯、胡空侯、胡笛、胡舞，京都貴族皆競為之。”

漢靈帝喜好胡人的生活方式，本身很可能沒有政治原因，但全盤接受陌生的東西，也是不可取的。每個民族的文化都有精華，也有糟粕，取長補短才是良策。

北魏孝文帝漢化改革，融合終將是大勢所趨

漢靈帝身后，漢室大廈傾覆，群雄并起，三國鼎立，中國進入了最為曲折的一段歷史。漢人不斷向南遷移，把長江以北的大片土地讓給了游牧民族。胡服的影響也隨之不斷擴大，很多漢人改穿胡服，尤其是褲子、皮帶大面積流行。我們今天概念中的喇叭褲、細腿褲等，在南北朝時期都已經有了雛形。

文化之間往往發生的是雙向交流。與趙武靈王向游牧民族學習一樣，這一時期發生了游牧民族向漢族學習服裝的重大事件，這就是北魏孝文帝改革。

南北朝時期有一位赫赫有名的女人——北魏馮太后，雖然北魏是鮮卑人的政權，但是大權在握的馮太后卻來自漢族。馮太后有個孫子拓跋宏，就是后來的北魏孝文帝。拓跋宏兩歲時被立為太子，由奶奶馮太后撫養，所以從小接受漢文化熏陶。

拓跋宏也確實是個好苗子，自幼喜歡讀書，手不釋卷。《魏書·高祖紀》說他：“五經之義，覽之便講，學不師受，探其精奧。史傳百家，無不該涉。”不用老師教，他自己就能思考出精髓和奧妙，可見天分極高。正是有了這些基礎，才有了之后的改革。

馮太后去世后，拓跋宏開始掌握實權，一場大刀闊斧的改革在北魏展開，即使在今天看來，也會感覺驚心動魄。改革的動作包含這樣一些項目：遷都洛陽、穿漢服、講漢話、改籍貫、改漢姓、通婚姻、興辦學校、恢復漢族禮儀，甚至采用漢族的封建統治制度。

為什么穿漢服會成為改革的一項呢？可能有如下幾個原因：其一，統治需要，拓跋宏當然希望在漢族聚居區把北魏政權延續下去，而統治者穿漢服會讓漢族人感覺親切，更易被接受；其二，影響廣泛，服裝是生活必需品，官員百姓都要穿著，所以改變服裝的影響是最為廣泛的；其三，表達直觀，服裝是文化最直觀的表達方式，漢服平和寬松，穿上漢服，舉止行為就會顯得溫文爾雅。

孝文帝大刀闊斧的改革跟趙武靈王一樣遇到了巨大阻力。孝文帝的親兒子元恂，就站出來與他為難。《南齊書·魏虜傳》記載：“宏初徙都，恂意不樂，思歸桑干。宏制衣與之，恂竊毀裂，解發為編，服左衽。”在孝文帝剛剛遷都到洛陽之時，太子恂心里不高興，一心想回到故都平城，并且把拓跋宏賜給他的漢服偷偷撕裂銷毀，然后重新編發，并穿左衽的鮮卑服裝。

孝文帝改革力度巨大，北魏政權因此付出了一定代價，后人評論也是毀譽參半。但有一個歷史意義是不容忽視的：北魏漢化與胡服騎射一樣，都促進了古代民族文化的融合。文化如水，相遇就會交融，文化的融合可以說是一種大趨勢。這種趨勢放到幾年、幾十年的維度來看，也許會有拐彎甚至逆向，但放到幾百年、幾千年的時間去看，就會發現融合的力量有多么頑強。

北魏孝文帝改革也是一次力量積蓄，接下來不久，一個盛世就來了。唐朝在服裝方面的成就，可以說至今仍令人驚嘆。作為服裝文化研究者，我們會經常把目光投回那個時代，大唐神韻，永難忘懷。

(作者系百家講壇《中國衣裳》系列講座主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