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生態環境部對外合作與交流中心　鄭軍

當前，全球性生態危機成為全人類共同面對的問題，保護生態環境、實現可持續發展成為各國共識。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習近平外交思想為新時代我國參與全球環境治理指明了方向。

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指出，引導應對氣候變化國際合作，成為全球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參與者、貢獻者、引領者。這很好地回答了中國在全球環境治理中的角色定位，其中“引領者”的角色對深度參與全球環境治理的能力和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

我國深度參與全球環境治理面臨重大挑戰

今年以來，我國面臨的外部環境日益復雜嚴峻。新冠肺炎疫情、中美戰略博弈、世界經濟下行等全球動蕩源和重大風險點不斷累積，中國與世界的關系正在發生深刻變化，不穩定不確定因素明顯增多。

當前，新冠肺炎疫情境外多點暴發蔓延加劇。疫情正在影響全球政治、經濟和外交，悄然改變國際秩序和現有格局。2020年關于氣候變化、生物多樣性和全球海洋的談判議程排得滿滿當當，疫情打斷了全球環境治理既定議程節奏，多個重大國際會議和活動因疫情而中斷或中止。全球疫情防控將產生大量醫療廢水廢物，亟須投入大量技術和資源進行合理消納與處置。

在后疫情時代，全球生態環境保護可能面臨強勁“反彈”風險，各國如何決定重新刺激經濟的方式將對全球碳排放和環境污染產生重大影響，全球綠色復蘇和綠色發展面臨重大考驗。與此同時，人與自然本是地球生命共同體，疫情使得物種保護、生態安全等議題升溫，環境、氣候、衛生、安全、貿易等領域交叉關聯更加緊密，啟發全球尋找多領域協同應對多重危機的新思路。

美國是現有全球環境治理體系和治理規則的塑造者和主導者，但近年來，美國消極應對全球氣候變化，推卸其在全球環境治理領域的責任，給全球環境治理前景帶來不小壓力。

大幅提升我國深度參與全球環境治理的能力和水平

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在生態文明建設取得顯著成效的同時，積極參與全球環境治理，受到國際社會高度重視。目前，我國已與100多個國家開展了生態環境國際合作與交流，與60多個國家、國際及地區組織簽署了約150項生態環境保護合作文件。我國率先發布《中國落實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國別方案》，向聯合國交存《巴黎協定》批準文書，支持開展氣候變化南南合作，不斷發揮著重要的建設性作用。大力推動綠色“一帶一路”，同構“一帶一路”綠色發展國際聯盟，共筑“一帶一路”生態環保大數據服務平臺。

境外疫情發生以來，我國向有關國家環境部門、國際組織和機構等提供防疫物資和環保抗疫經驗，為“共謀全球生態文明建設之路”做出了生動闡述和實踐證明，也為樹立我國負責任大國形象做出了積極貢獻。

但是，我國生態環境仍然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短板之一，深度參與全球環境治理的能力和水平又是短板中的短板。我國在全球環境治理體系中的話語權有待提升，在全球氣候治理、生物多樣性保護等方面的話語權不足、影響力不夠。我國在全球氣候治理進程中面臨與日俱增的減排壓力，消耗臭氧層物質、持久性有機污染物、汞排放等環境履約任務繁重。

新冠疫情促進了全球環境治理體系的變革，美國“退群”也為中國引領塑造國際環境治理規則提供了窗口期。在后疫情時代，我們應以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和習近平外交思想為指導，保持戰略定力，不斷提高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綠色底色和成色。同時，把握危中之機、乘勢而上，從兩個大局出發、心懷國之大者，積極推動構建更加公平合理、合作共贏的全球環境治理體系，將全球環境治理打造成維護多邊主義、提升中國話語權和影響力的重要平臺。

一是科學制定“十四五”生態環境保護國際合作規劃。堅持問題導向，強化目標引領，深入分析國際力量格局調整變化和國內形勢任務發展變化，按照到本世紀中葉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兩步走”的戰略，科學合理設定“十四五”生態環境保護國際合作規劃目標指標和重點任務，服務保障國家政治外交大局。

二是堅持精準、科學、依法原則，統籌謀劃深度參與全球環境治理的方法和舉措。在精準方面，摒棄大水漫灌，加強南南環境合作中的精準對接，優化綠色“一帶一路”項目設計，精準打造“一帶一路”綠色公共產品，分類形成品牌效應，推動沿線地區綠色可持續發展。在科學方面，加大解決全球環境問題的科技支撐力度，加強與國際機構及非政府組織的交流合作，突破生物多樣性保護、化學品風險管理等關鍵技術，提高各領域履約應對技術的創新和引進水平。在依法方面，加強國際環境法的研究與應用，主動設置環境議題，積極參與全球環境治理領域的規則制定，推動形成于我有利的國際環境法體系。

三是全面梳理國際合作與交流工作主線，補短板、強弱項，深耕能力建設。拓展生態環境國際合作與交流的廣度和深度，加強與國內生態環保工作的有機融合；加強人才隊伍建設，全力打造生態環保鐵軍，為全面奪取污染防治攻堅戰的決定性勝利、引領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彰顯負責任的生態環保大國形象做出積極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