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強制撤筒破袋，其他垃圾“容錯性”高

北京垃圾分類5月1日實施 “柔性”政策循序推進

“現階段應統籌做好防疫工作和垃圾分類工作，在不影響防疫大局的情況下，有序開展垃圾分類工作，把防疫工作形成的社區精細化管理和居民的規則意識、衛生習慣等轉化為推進垃圾分類的優勢。”

繼上海等城市強制生活垃圾分類之后，北京市也將重拳出擊了。

5月1日起，新版《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條例》（以下簡稱新《條例》）正式實施。為配合《條例》的實施，北京市還印發了《北京市生活垃圾分類工作行動方案》以及四個實施辦法。

北京生活垃圾分類新規有哪些特色？各轄區公布的實施細則有哪些亮點？在當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式下，新規將如何平穩落地？記者就此進行了采訪。

明確責任主體，剛柔并濟是特色

近年來，推進生活垃圾分類管理已成為一種社會共識。去年，上海、無錫等城市紛紛試水。

相比其它城市“北京市十分強調機關單位的帶頭作用，尤其是在源頭減量、分類投放和收集方面。” 清華大學環境學院教授劉建國在接受科技日報記者采訪時表示，北京作為國家的政治、文化中心，分布著大量的黨政機關、企事業單位、高校、軍隊等，新規極力促使這些機關單位發揮模范帶頭作用，在社會上帶起一股垃圾分類新風。

再者，“新《條例》強化了垃圾分類投放的責任約束,明確規定單位和個人是垃圾分類投放的責任主體,對于不按規定投放生活垃圾的行為,城管執法部門可處以罰款。”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院長楊宏山表示。

新《條例》指出，對未按規定分類的單位進行1000—10萬元金額不等的罰款，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給予違規且不聽勸阻的個人書面警告，再次違規處50—200元罰款。

“剛柔并濟是北京市垃圾分類新規的一個重要特色。”劉建國說，從處罰力度上可以看出北京市在推行新規的強硬態度和堅定決心，這是“剛”的一面。然而處罰只是手段，不是目的。北京市新規在分類標準和方法上仍留有一定余地，并未絕對化，而是以相對人性化的“柔”政策促使垃圾分類循序漸進。

“比如，北京市新規充分考慮了前端投放、運輸與后端處理能力的匹配度，分類方法也相對務實。”劉建國舉例，北京市四分法（有害垃圾、可回收物、廚余垃圾、其他垃圾）中充分發揮了其他垃圾的“容錯性”。也就是說，如果民眾無法特別精準地判別廚余垃圾、可回收物，可以將之置于其他垃圾中。這種做法可操作性高，也能減輕民眾對垃圾分類的抵觸心理。

很多人注意到，新《條例》沒有采取強制撤筒和廚余垃圾破袋投放的規定。“這也體現了北京市管理與服務并重的總體基調。”劉建國表示，不可否認破袋、撤桶確有一定優勢，可短時間內迅速提升垃圾收集量、分類品質，便于管理。但北京市采取了更加靈活的方式，采用固定式、流動式并存等柔性的投放模式，積極探索如何降低垃圾分類的整體社會成本。

在分類標準上，北京的四分法與上海等城市（上海四分法：可回收物、有害垃圾、濕垃圾、干垃圾）也有所不同。劉建國解釋說，北京垃圾分類桶的標識、顏色和分類名稱都與國家規范一致，垃圾運輸車的顏色也與垃圾桶的類別相對應，以便于社會監督，從一定程度上減少“先分后混”的現象。

值得強調的是，北京市還要求各級各部門把這項工作作為“一把手”工程來抓，用好聯席會議平臺，成立工作專班，形成工作合力，為生活垃圾分類新規實施保駕護航。

各轄區提前部署，因地制宜制定行動方案

為了更好地迎接“五一大考”，北京市已有多轄區制定了生活垃圾分類細則，力爭提前部署、穩步推進。

在劉建國看來，各區在新《條例》的大框架下，根據人口分布、基礎設施等不同情況因地制宜制定行動方案。例如，海淀區、朝陽區面積大、人口多，產生的生活垃圾總量也多，現階段轄區內的后端處理設施相對全面和系統化，因此在制定行動方案時會兼顧垃圾分類全流程的監督管理。

朝陽區要求區級黨政機關、企事業單位在4月15日前率先實現生活垃圾強制分類。為保障分類投放、收集、運輸和處理環節順利銜接，實現垃圾分類全流程閉環管理，朝陽區正在加快推進各類環衛設施建設、計量稱重改造和精細化管理系統搭建等工作。

海淀區則充分發揮教育資源優勢，在培養市民垃圾分類意識方面下足了功夫。日前，垃圾分類網課已陸續登錄海淀區中小學資源平臺，中小學生可在家學習垃圾分類課程。

“再如，東城區和西城區在本區內沒有垃圾焚燒廠、填埋場等末端處置設施，因此會在源頭減量、分類投放、收運過程進一步減量等前端多下功夫。”劉建國說。

東城區垃圾分類堅持“干濕分開”，重視“資源回收”。建議民眾在廚余垃圾產生時就把它與其他品類垃圾分開，投放前瀝干水分。切實提高廚余垃圾分出質量，做到“無玻璃陶瓷、無金屬雜物、無塑料橡膠”的“三無”高水準分類。針對可回收物，可預約上門回收。

有相關報道指出，西城區將建立“不分類、不收運”的倒逼機制，即在開展垃圾分類示范片區創建過程中建立試點，對未實行垃圾分類或垃圾分類不符合要求的小區，管理部門要提出整改意見，對多次違規拒不整改的、拒絕收運的，移交執法部門處罰。

大興區、延慶區等也紛紛出臺相關工作方案，各有亮色。如重視原生垃圾實現資源化處理、施行“5+1”模式分類等。

重點服務防疫大局，新規推行任重道遠

北京市各轄區都在積極“備考”，但現階段也是抗擊新冠疫情的重要時期，病毒防護問題如何解決？

“要將新規落到實處，還有很多工作要做。”楊宏山坦言，防疫特殊時期，民眾對垃圾分類的關注不如去年上海推行新規時火熱，因此應加強相關宣傳，提高民眾垃圾分類能力，激發分類熱情。投放、中轉、處理環節的基礎設施是否到位也是個極具挑戰性的問題。在垃圾運輸、處理過程中，應盡量做到及時消毒和封閉處理，避免細菌、病毒感染。

“現階段應統籌做好防疫工作和垃圾分類工作，在不影響防疫大局的情況下，有序開展垃圾分類工作，把防疫工作形成的社區精細化管理和居民的規則意識、衛生習慣等轉化為推進垃圾分類的優勢。”劉建國道。

楊宏山強調，垃圾分類工作并非單體作戰，而是涉及到市容環境、發展改革、住房和城鄉建設、生態環境、城管執法、財政等多個行政部門，總體來講需要屬地、部門、單位、社區四方合力為之。

“垃圾分類工作面臨著兩方面挑戰，一是可回收物再利用，二是廚余垃圾精準分離。”在楊宏山看來，前者北京市總體相對不錯，這歸功于較大規模的拾荒群體，包括拾荒者，廢品收購、經營者等。至于后者，廚余垃圾含有極高的水分與有機物，易腐壞，易滋生細菌，還容易污染可回收物，故廚余垃圾的精準分類不論在哪個城市都是個挑戰。

“為推進生活垃圾分類，市政府需找準抓手，促使各區和街道落實屬地責任。對生活垃圾減量化進行考評，是一個重要指標。生活垃圾減量化的前提是做好分類管理，實現可回收垃圾資源化、無害化利用。”楊宏山提出，“將生活垃圾減量化作為考評指標，有利于更精準地調動各區積極性，促使各街區、社區推進治理創新，形成各具特色的監督管理模式。”

“未來還可借鑒發達國家對生活垃圾收集實行收費的政策，推進我國垃圾分類企業化運作，提升可持續性。”楊宏山表示，考察國外城市垃圾分類管理,一條通行做法是對垃圾收集、運輸和處理實行收費政策,對不可回收的生活垃圾按容量收費，可供我國借鑒，未來城市生活垃圾收集有必要引入經濟手段。（于紫月 本報記者李禾對本文亦有貢獻）

“現階段應統籌做好防疫工作和垃圾分類工作，在不影響防疫大局的情況下，有序開展垃圾分類工作，把防疫工作形成的社區精細化管理和居民的規則意識、衛生習慣等轉化為推進垃圾分類的優勢。”

繼上海等城市強制生活垃圾分類之后，北京市也將重拳出擊了。

5月1日起，新版《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條例》（以下簡稱新《條例》）正式實施。為配合《條例》的實施，北京市還印發了《北京市生活垃圾分類工作行動方案》以及四個實施辦法。

北京生活垃圾分類新規有哪些特色？各轄區公布的實施細則有哪些亮點？在當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式下，新規將如何平穩落地？記者就此進行了采訪。

明確責任主體，剛柔并濟是特色

近年來，推進生活垃圾分類管理已成為一種社會共識。去年，上海、無錫等城市紛紛試水。

相比其它城市“北京市十分強調機關單位的帶頭作用，尤其是在源頭減量、分類投放和收集方面。” 清華大學環境學院教授劉建國在接受科技日報記者采訪時表示，北京作為國家的政治、文化中心，分布著大量的黨政機關、企事業單位、高校、軍隊等，新規極力促使這些機關單位發揮模范帶頭作用，在社會上帶起一股垃圾分類新風。

再者，“新《條例》強化了垃圾分類投放的責任約束,明確規定單位和個人是垃圾分類投放的責任主體,對于不按規定投放生活垃圾的行為,城管執法部門可處以罰款。”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院長楊宏山表示。

新《條例》指出，對未按規定分類的單位進行1000—10萬元金額不等的罰款，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給予違規且不聽勸阻的個人書面警告，再次違規處50—200元罰款。

“剛柔并濟是北京市垃圾分類新規的一個重要特色。”劉建國說，從處罰力度上可以看出北京市在推行新規的強硬態度和堅定決心，這是“剛”的一面。然而處罰只是手段，不是目的。北京市新規在分類標準和方法上仍留有一定余地，并未絕對化，而是以相對人性化的“柔”政策促使垃圾分類循序漸進。

“比如，北京市新規充分考慮了前端投放、運輸與后端處理能力的匹配度，分類方法也相對務實。”劉建國舉例，北京市四分法（有害垃圾、可回收物、廚余垃圾、其他垃圾）中充分發揮了其他垃圾的“容錯性”。也就是說，如果民眾無法特別精準地判別廚余垃圾、可回收物，可以將之置于其他垃圾中。這種做法可操作性高，也能減輕民眾對垃圾分類的抵觸心理。

很多人注意到，新《條例》沒有采取強制撤筒和廚余垃圾破袋投放的規定。“這也體現了北京市管理與服務并重的總體基調。”劉建國表示，不可否認破袋、撤桶確有一定優勢，可短時間內迅速提升垃圾收集量、分類品質，便于管理。但北京市采取了更加靈活的方式，采用固定式、流動式并存等柔性的投放模式，積極探索如何降低垃圾分類的整體社會成本。

在分類標準上，北京的四分法與上海等城市（上海四分法：可回收物、有害垃圾、濕垃圾、干垃圾）也有所不同。劉建國解釋說，北京垃圾分類桶的標識、顏色和分類名稱都與國家規范一致，垃圾運輸車的顏色也與垃圾桶的類別相對應，以便于社會監督，從一定程度上減少“先分后混”的現象。

值得強調的是，北京市還要求各級各部門把這項工作作為“一把手”工程來抓，用好聯席會議平臺，成立工作專班，形成工作合力，為生活垃圾分類新規實施保駕護航。

各轄區提前部署，因地制宜制定行動方案

為了更好地迎接“五一大考”，北京市已有多轄區制定了生活垃圾分類細則，力爭提前部署、穩步推進。

在劉建國看來，各區在新《條例》的大框架下，根據人口分布、基礎設施等不同情況因地制宜制定行動方案。例如，海淀區、朝陽區面積大、人口多，產生的生活垃圾總量也多，現階段轄區內的后端處理設施相對全面和系統化，因此在制定行動方案時會兼顧垃圾分類全流程的監督管理。

朝陽區要求區級黨政機關、企事業單位在4月15日前率先實現生活垃圾強制分類。為保障分類投放、收集、運輸和處理環節順利銜接，實現垃圾分類全流程閉環管理，朝陽區正在加快推進各類環衛設施建設、計量稱重改造和精細化管理系統搭建等工作。

海淀區則充分發揮教育資源優勢，在培養市民垃圾分類意識方面下足了功夫。日前，垃圾分類網課已陸續登錄海淀區中小學資源平臺，中小學生可在家學習垃圾分類課程。

“再如，東城區和西城區在本區內沒有垃圾焚燒廠、填埋場等末端處置設施，因此會在源頭減量、分類投放、收運過程進一步減量等前端多下功夫。”劉建國說。

東城區垃圾分類堅持“干濕分開”，重視“資源回收”。建議民眾在廚余垃圾產生時就把它與其他品類垃圾分開，投放前瀝干水分。切實提高廚余垃圾分出質量，做到“無玻璃陶瓷、無金屬雜物、無塑料橡膠”的“三無”高水準分類。針對可回收物，可預約上門回收。

有相關報道指出，西城區將建立“不分類、不收運”的倒逼機制，即在開展垃圾分類示范片區創建過程中建立試點，對未實行垃圾分類或垃圾分類不符合要求的小區，管理部門要提出整改意見，對多次違規拒不整改的、拒絕收運的，移交執法部門處罰。

大興區、延慶區等也紛紛出臺相關工作方案，各有亮色。如重視原生垃圾實現資源化處理、施行“5+1”模式分類等。

重點服務防疫大局，新規推行任重道遠

北京市各轄區都在積極“備考”，但現階段也是抗擊新冠疫情的重要時期，病毒防護問題如何解決？

“要將新規落到實處，還有很多工作要做。”楊宏山坦言，防疫特殊時期，民眾對垃圾分類的關注不如去年上海推行新規時火熱，因此應加強相關宣傳，提高民眾垃圾分類能力，激發分類熱情。投放、中轉、處理環節的基礎設施是否到位也是個極具挑戰性的問題。在垃圾運輸、處理過程中，應盡量做到及時消毒和封閉處理，避免細菌、病毒感染。

“現階段應統籌做好防疫工作和垃圾分類工作，在不影響防疫大局的情況下，有序開展垃圾分類工作，把防疫工作形成的社區精細化管理和居民的規則意識、衛生習慣等轉化為推進垃圾分類的優勢。”劉建國道。

楊宏山強調，垃圾分類工作并非單體作戰，而是涉及到市容環境、發展改革、住房和城鄉建設、生態環境、城管執法、財政等多個行政部門，總體來講需要屬地、部門、單位、社區四方合力為之。

“垃圾分類工作面臨著兩方面挑戰，一是可回收物再利用，二是廚余垃圾精準分離。”在楊宏山看來，前者北京市總體相對不錯，這歸功于較大規模的拾荒群體，包括拾荒者，廢品收購、經營者等。至于后者，廚余垃圾含有極高的水分與有機物，易腐壞，易滋生細菌，還容易污染可回收物，故廚余垃圾的精準分類不論在哪個城市都是個挑戰。

“為推進生活垃圾分類，市政府需找準抓手，促使各區和街道落實屬地責任。對生活垃圾減量化進行考評，是一個重要指標。生活垃圾減量化的前提是做好分類管理，實現可回收垃圾資源化、無害化利用。”楊宏山提出，“將生活垃圾減量化作為考評指標，有利于更精準地調動各區積極性，促使各街區、社區推進治理創新，形成各具特色的監督管理模式。”

“未來還可借鑒發達國家對生活垃圾收集實行收費的政策，推進我國垃圾分類企業化運作，提升可持續性。”楊宏山表示，考察國外城市垃圾分類管理,一條通行做法是對垃圾收集、運輸和處理實行收費政策,對不可回收的生活垃圾按容量收費，可供我國借鑒，未來城市生活垃圾收集有必要引入經濟手段。（于紫月 本報記者李禾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