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政協委員、民盟上海市委會副主委，復旦大學附屬中山醫院副院長、泌尿外科主任醫師，上海市器官移植重點實驗室主任，上海市（復旦大學附屬）公共衛生臨床中心主任、上海申康醫院發展中心副主任。

心路·心語

■戰士

在和平時期，大家可能感受不到醫生的重要性。但是一旦有了疫情，一旦國家有了召喚，醫生就會像戰士聽到了沖鋒號響一般，奮勇向前，不顧自身安危。——朱同玉

■理解

朱同玉的夫人陸梅全力支持丈夫的決定：“現在這形勢，在家里肯定睡不踏實，還是住到單位更踏實些。一旦有緊急情況，他可以第一時間出現在現場。”

■軍令狀

朱同玉向上海市有關領導立下一道“軍令狀”：一定確保公衛中心的醫護人員“零感染”

■觀點

朱同玉曾數次在不同場合表達過同一個觀點：“一個城市必須預先考慮建設應對疫情的專門醫療機構。但最怕的就是財神跟著瘟神走，瘟神一走，財政就不投入了。對于保證底線的東西，一定不能忽略掉。”公衛中心正是在2003年SARS疫情后投入財政資金建立的政府年度1號工程。

人民政協網4月14日電（戴立波 記者 顧意亮）上海市（復旦大學附屬）公共衛生臨床中心，位于距離市中心約60公里的金山區。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讓這家并不為大多數市民熟知的醫院成為目光焦點——這里集中收治所有上海確診的成人患者。

武漢宣布出現不明原因肺炎后，全國政協委員、上海市（復旦大學附屬）公共衛生臨床中心主任朱同玉和班子成員立刻意識到事態的嚴重性，當天通知所有員工全部到崗待命，不得外出。今年1月2日、3日，公衛中心迅速組織開展了整整兩天的實戰演練。演練完全按照接收新冠肺炎患者的真實流程進行。公衛中心的醫療、護理、后勤、安保等各部門人員均參加了演練：醫生穿戴防護服，救護車到達后由安保引導，確診病人上電梯、進病房……一切都有條不紊。

1月20日，一名56歲的武漢籍女性被確診為上海市第一例新冠肺炎患者。當天，該患者被負壓救護車運送到公衛中心的A病區時，相關醫護人員已經在全封閉的負壓病房守候，一切運作如演習時般的流暢。幾乎同一時間，由上海市衛健委組建的臨床治療專家組入駐公衛中心。

日復一日，朱同玉的眼圈因為熬夜發黑了。但是，他時刻都挺直腰板。在同事們眼里，“朱主任總是那么精神抖擻，不知疲倦”。

朱同玉說，“在和平時期，大家可能感受不到醫生的重要性。但是一旦有了疫情，一旦國家有了召喚，醫生就會像戰士聽到了沖鋒號響一般，奮勇向前，不顧自身安危。”說這段話時，朱同玉神色堅毅。

大器早成，領域深耕

1966年出生的朱同玉是山東人，在上海工作、生活了足足28年。作為一個地道的北方漢子，勾連起他和上海的聯結點，是其為之奮斗的事業———腎臟移植。

朱同玉是個“傳說中”的學霸。1989年，他畢業于青島醫學院臨床醫學專業。之后，考入上海醫科大學研究生院，碩博連讀，1994年，獲得外科學博士學位。再之后，留在復旦大學附屬中山醫院，一手抓臨床診斷，一手抓學術科研。做博導的那一年，朱同玉才39歲。

在同事們眼里，朱同玉是個知難而進的典型。“一個人在一個領域里只要能夠堅持十年，必然會有收獲。”就是憑著這股韌勁，自28歲博士畢業后，朱同玉一直在腎臟移植領域埋頭耕耘。升為副教授后的第二年，朱同玉去香港大學醫學院做了一年的博士后，進一步開拓自身專業領域。再接著，經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短期EDP項目學習后，他又考入了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做了三年學生，成為公共管理碩士。

那時，朱同玉已經是復旦大學附屬中山醫院的主任醫師、副院長。他就讀的地點是中國人民大學國際學院（蘇州研究院），從他家到學校，路程大約63公里，開車需要55分鐘。朝來夕往的他，就這樣白天做學生，夜晚埋頭處理自己的工作。

三年下來，朱同玉基本沒有缺過課。“學理科的我一直在學自然科學，但是社會科學對我來說，包含一些非常有學習必要的課題。這是很重要的一段經歷，因為它可以補上知識結構的缺陷。”

正是這些不同領域的知識積累，構筑起了現在的朱同玉。

一過家門，而再不入

早在1月初，朱同玉已經拎著行李箱住進了醫院宿舍。

朱同玉的夫人陸梅也是醫生，她深知在這個非常時期醫生肩負的使命，全力支持丈夫的決定：“他除了年三十回家和我們簡單吃了一頓半小時的年夜飯，就再也沒有回來過。同玉對我說，現在這形勢，在家里肯定睡不踏實，還是住到單位更踏實些。一旦有緊急情況，他可以第一時間出現在現場。”

陸梅說：“雖然在同一座城市，但更多時候，我們只能說上一兩句話就匆匆掛斷了電話。”每周兩到三次，陸梅會從市中心駕車去公衛中心，為朱同玉送去換洗的衣服，來回一百多公里的路程，大概需要兩小時左右。“我知道他們都忙，既不想麻煩駕駛員，也是借這個機會去看看他。”陸梅每次都特意挑選中午的11點30分，掐著時間趕到醫院。因為這樣就可以利用午飯時間和丈夫說上幾句話，其實總共也不到10分鐘的時間。為了不影響丈夫工作，陸梅從來不在那里用午餐。

朱同玉確實很忙。自公衛中心收治確診患者后，朱同玉常常工作到凌晨一兩點。但是第二天七點之前，他都會準時起床，進入“戰”時狀態。上午，他會在指揮中心的會議室里，和專家組成員一起，通過大屏幕與負壓病房里的醫務人員進行遠程會診；中午，他一邊吃午飯，一邊“餐桌”辦公，常常一頓飯的功夫就把大家匯報上來的問題處理完；下午，他要召開專家組會議，聽取當天的疫情報告，和大家一起分析發展趨勢，研究下一步工作方案；晚上，他要參加市政府每天舉行的視頻會議，向市委、市政府領導匯報工作，然后根據最新部署研究第二天的工作。

泰山壓頂，而色不變

“說說你們的領導吧。”面對記者的問題，公衛中心黨辦主任黃敏用“鎮定”和“智慧”這兩個詞來形容朱同玉。

隨著疫情蔓延，上海曾不斷出現新的確診病例，高峰時期一度有250多名病人同時在公衛中心救治。“但是我從來沒有看見過朱主任火急火燎的樣子，他照樣是時常微笑著向我們布置工作，偶爾還會和我們開開玩笑。”

這與朱同玉始終倡導的“平戰結合”的工作思路有關。在黃敏看來，這是一種“大智慧”：“養兵千日，用兵一時，正是平時的充分準備，超前布局，才能確保我們能夠打贏這場疫情防控阻擊戰。”

在泰山壓頂之時，能夠如此從容不迫，離不開國家以及上海市政府全力以赴的支持。公衛中心在醫療條件、醫護人員、儀器、藥品配備上，都有絕對的優勢。該中心有4棟應急病房，327張負壓病床。這在世界衛生組織的規定中，是搶救傳染病病人時特別強調的一個重要條件。病房內氣壓低，被污染過的空氣不會泄漏出去，而是專門排放，這樣可以減少院內感染和病毒的傳播。

朱同玉曾數次在不同場合表達過同一個觀點：“一個城市必須預先考慮建設應對疫情的專門醫療機構。但最怕的就是財神跟著瘟神走，瘟神一走，財政就不投入了。對于保證底線的東西，一定不能忽略掉。”公衛中心正是在2003年SARS疫情后投入財政資金建立的政府年度1號工程。

2014年11月，上海市（復旦大學附屬）公共衛生臨床中心正式開放，面積達10萬平方米，此后又經歷了數次擴建。朱同玉說：“目前來看，國內絕大多數醫院都難以達到這個水平，以城市統計，基礎設施達到此水平的城市也屈指可數。”然而即便如此，由于本次疫情中上海確診感染的患者人數遠超SARS，公衛中心還是面臨著病房數是否足夠的考驗。

對此，朱同玉還握有一張“底牌”：“實際上，50畝草皮已經準備好了，圖紙也已設計好，預留了地面600張床。寧可備而不用，不可用而不備。”

一帥當先，三軍用命

有了硬件，軟件也要跟上。2015年末，朱同玉任上海市（復旦大學附屬）公共衛生臨床中心主任。他意識到，公衛中心不是一般性質的醫院，承擔的責任和使命、面對的病人都與其他醫院明顯不同。為此，他提出要在公衛中心建設三個“超強能力”，即要有超強的科研能力、超強的機動能力和超強的綜合能力。

在4年多的時間里，朱同玉和班子成員一起，帶領全院醫護人員齊心協力地朝著這個目標努力。如今，公衛中心已經建立了一支將近150人的科研人員團隊，臨床與科研人員的比例已經達到2：1，這個規模超過了國內許多排名前十的大型綜合性醫院。他們建立了全國最大的一期臨床，擁有最多的床位，這其實也是為“戰時”所做的儲備，一旦出現疫情，能夠在第一時間迅速置換出足夠多的負壓床位。

同時，公衛中心還注重防疫戰略物資的日常儲備。據朱同玉介紹，“在上海市級醫院中，公衛中心配備的ECMO是最多的，即使在平時，也有數千套防護服的物資儲備。”抗疫初始，朱同玉曾向上海市有關領導立下一道“軍令狀”：一定確保公衛中心的醫護人員“零感染”。

醫護無恙，公衛中心則無慮；公衛中心無慮，則上海全城幾可無憂。為此，朱同玉和專家團隊把隔離病房的預防院感措施的每個環節都做了充分研究：為每名醫護人員配備了正壓呼吸頭罩、護目鏡、口罩等全副武裝；設置了雙組長負責制，對醫護人員的每一步操作都制定了嚴格的規范流程，確保萬無一失；借助機器人實現遠程視頻，最大限度地減少醫務人員的職業暴露。每天，朱同玉都會通過視頻，與隔離病房里的醫護人員對話，了解他們的身體狀態，為大家加油鼓勁。

公衛中心A3病房大樓收治的全部是危重癥病人，傳染風險極高，護理難度也很大。朱同玉曾經兩次最近距離地出現在他們面前，此舉讓前線醫護團隊感動不已，士氣也為之大振。

在兩次探視中，朱同玉都看到一名護士長走路一瘸一拐。第一次看到，他以為是穿著防護服加上勞累導致的步態異常。第二次又看到之后，朱同玉回到指揮中心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通過視頻詢問。原來這名護士長一個多月前骨折了，為了抗擊疫情，她在沒有完全康復的情況下，毅然報名進入隔離病房工作。還有一次，她因為實在太累了，在休息室躺下睡著后，出現了昏迷癥狀。

了解到這些情況后，朱同玉內心久久不能平靜———既被醫護人員的大愛精神所感動，也為自己的疏忽而愧疚。他以公衛中心主任的名義道歉：“作為管理者，我們本應盡一切努力去關心關愛前方醫護人員，保障好他們的生活，照顧好他們的家庭；本應盡可能地為他們創造更好的工作環境，解除他們的后顧之憂。”

在這場疫情阻擊戰中，令朱同玉感到驕傲的是，全體公衛人所體現的團結協作、無私奉獻的精神彌足珍貴。戰“疫”打響之后，全院上下立刻行動起來，大家取消了春節期間探親、出行的計劃，毫無怨言地堅守在各自崗位上，不分晝夜地忙碌、奔波著，為前線戰斗提供了強有力的保障。

建言獻策，守土有責

身為全國政協委員、民盟上海市委會副主委的朱同玉，這些年來在全國兩會、上海兩會等多個場合，多次呼吁政府職能部門吸取SARS教訓，重視公共衛生安全設施和保障制度建設，加大資金項目投入，采取措施防止公共衛生人才流失。

朱同玉曾在2018年全國兩會期間呼吁，在上海率先規劃建立熱帶病研究中心、高等級生物安全非人靈長類動物實驗平臺和長三角區域性應急醫學中心等公共設施。他認為，“隨著全球交通的便利以及流動人口的日益劇增，傳染病離我們越來越近，威脅絲毫沒有降低。在熱帶傳染病面前已無國界，人類不自覺的已變成共同體。推動乃至引領該領域全球合作，將成為助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具體措施和有效手段。”

正是有了這種超前的意識和超前的“戰略儲備”，盡管這次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來，但是以公衛中心為代表的上海醫療救治工作始終沒有亂過陣腳。公衛中心強大的科研團隊在全球第一個公布了病毒基因序列，為全世界診斷新冠病毒贏得了時間。

“上海針對新冠疫情的阻擊戰是全方位的，在救治病人的同時，公衛中心的科研步伐始終沒有停止過。我們在科技抗疫上已經具備了很強的綜合能力，有能力在72小時內破解任何未知的病毒和細菌。”據朱同玉介紹，公衛中心是國內新冠疫苗研發進度最快的單位之一，目前已經進入動物實驗階段，相信這些疫苗會為未來戰勝新冠肺炎疫情發揮重要作用；而在此之前研發的抗病毒和抗炎合一的噴霧劑，已經完成了數例臨床試驗，結果同樣令人振奮，其中的一款空氣消殺劑，已經開始量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