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說善于“見風使舵”的中國古代縱帆船技術遠超同時期的西方橫帆船？為什么說“馬踏飛燕”腳下踏的可能根本不是燕？帶著這些有趣的問題，近期出版的一批歷史博物圖書，在不少人朋友圈里刷了屏。

無論是《中國木帆船》《70件文物里的中國》，還是《年方六千——文物的故事》，從好玩的話題入手，以大量圖文暢談文物引發“朋友圈體”歷史文化暢想是共同的優點。“讓文博讀物不再艱澀高冷”，用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圖書編輯王珍的話來說就是，在保持專業性權威性的同時，更要貼近讀者的閱讀需求才算成功。

“見風使舵”，是中國古代帆船的重要技術優勢

如果對影視作品或者古代繪畫稍加留意，細心的觀眾或許可以發現，中國古代帆船大多是縱帆——帆面的高度大于帆面的寬度，而西方的帆船大多是橫帆——帆面的高度小于帆面的寬度。那么，哪一種帆面的布局更好呢？在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的《中國木帆船》中，講解了這個有趣的知識點。

原來，古代西方的橫帆船使用布質的軟帆，雖然帆面可以更大因而在順風時獲得更大推力，但受限于桅桿兩側繩索，帆面轉動的角度有限，因此只能單面受風，在側風和逆風時就比較無力。而中國古代帆船大多使用硬帆——在軟質的布帆上鋪設交錯的竹條，使得布質的帆面具備了一定的硬度。硬帆可以圍繞桅桿轉動，產生類似飛機機翼所產生的升力，這就讓中國古代帆船在航行時能夠根據風向和風力的大小隨時變換帆角和舵角，不僅在順風時能高速航行，并且在側風時也能獲取風力。宋代時的帆船還不能頂風航行，但是到了明代，采用硬帆的中國古帆船已經可以通過“之”字形的前進方式獲取側風風力，實現逆風航行。這也就是為什么“見風使舵”這個在文學意義上的貶義詞，在航海術語上卻是個不折不扣的技術優勢。

記者翻看《中國木帆船》一書看到，雖然有大量的古代船舶科學原理，但作者何國衛教授的講述文字生動翔實，還為每一個知識點配了示意圖。暨南大學特聘教授錢江認為，《中國木帆船》學術性與趣味性并重，很好地照顧到了不同層次讀者群的需求，是雅俗共賞學術專著的成功范例。該書編輯王珍告訴記者，《中國木帆船》原本是為帆船研究學者、文博工作者所著，卻受到了不少船模制作者愛好者的歡迎，“讓許多青少年了解了中國古代帆船制造技術獲取了何種高度和成就”。

“馬踏飛燕”腳踏之物可能不是飛燕

在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的《70件文物里的中國》中，為人熟知的國寶級文物“馬踏飛燕”改用了“雷臺墓銅奔馬”這個稱呼，并指出銅奔馬可能并不屬東漢，它腳踏之物也可能并不是飛燕——“馬逮金烏、馬超龍雀、馬踏鷹隼”是學者的三種猜測。社長王焰說：“最為難得的是，這篇小文章并不是要指摘對國寶的研究發生了什么偏差，而是讓我們了解對于文物的研究是怎樣抽絲剝繭、與時俱進的過程，同時也讓觀者拋開后世的光環，用自己的眼睛去感受文物本身帶給人的震撼與感動?！?/p>

像這樣鮮活有趣的例子，在《70件文物里的中國》中比比皆是。在這本書中，文物不再是高冷的化身，而是通過一個個小話題的切入，把學者們的專業知識“轉譯”成易于閱讀的文字，一件器物、一幅圖畫、一方碑刻、一處遺址……皆是認識“中國”的一個視角，帶領讀者重觀中國歷史漫長恢宏的演進過程。

談起對這本書的策劃思考，編輯許梅道出了自己當初面對的問題：在如今這個網絡發達的年代，滑動鼠標或者輕點屏幕就能看到纖毫畢現的文物影像資料，讀者為什么要購買一本紙質的文物圖書呢？在許梅看來，當觀眾走進博物館親眼直視一件百年、千年前的文物時，會被觸動一種說不清道不明的情緒：它是如何誕生的？在它身上發生過什么故事？歷史上的人們經歷了什么樣的情感和記憶？正是這些奇妙的歷史勾連造就了一件件文物成為獨一無二的個體。而《70件文物里的中國》的寫作方式，也正是基于讀者的這種閱讀需求形成的：通過一個個故事來回答人們的問題。

通過講故事把小眾的收藏愛好以及嚴謹的學術研究成果普及給大眾讀者，成為越來越流行的敘事方式。如中信出版的《年方六千——文物的故事》就是以大量圖文暢談文物所引發的“朋友圈體”歷史文化暢想。而北京聯合出版公司的《博物館里的極簡中國史》一書作者是上海博物館館員張經緯，他把流行的“極簡史”寫作方式與文物的故事結合起來，使得文博科普在保持專業性的同時更加生動。

■本報記者 衛 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