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騎游“天津橋”賞早春景致

洛陽城東逾涎水，南跨洛河，面對伊闕，西濱澗河，北依邙山。洛水自東向西，穿市街中央而過，河上有大大小小不同的數座橋梁。架在洛水上最大的橋和宮城的南正門相連，叫“天津橋”。“天津”即天上疆界的港口，橋北與皇城的端門相應，橋南與長達十里的定鼎門大街相連，成為隋朝都城南北往來的通衢。在《早春晚歸》一詩里，白居易詳實描繪了自己在天色將晚之時騎馬路過天津橋、金谷園一帶所看到的早春景致：“晚歸騎馬過天津，沙白橋紅返照新。草色連延多隙地，鼓聲閑緩少忙人。還如南國饒溝水，不似西京足路塵。金谷風光依舊在，無人管領石家春。”無限春光里，詩人無拘無束、自由自在的生活情境躍然紙上。

詩人的另一首《和友人洛中春感》：“莫悲金谷園中月，莫嘆天津橋上春。莫學多情尋往事，人間何處不傷神？”晉代文豪石崇洛陽家有金谷園，以富麗著稱，后世多以石家園指稱富貴人家。“津橋東北斗亭西，到此令人詩思迷。眉月晚生神女浦，臉波春傍窈娘堤。柳絲裊裊風繰出，草縷茸茸雨剪齊。報道前驅少呼喝，恐驚黃鳥不成啼。”這首《天津橋》里，白居易將水月幻化為美人形象，且與地名恰相契合，讓美景與美人融為一體，妙手天成。天津橋作為中國歷史上第一座開合橋，“天津曉月”亦是洛陽古八景之一。武則天指控太子李賢謀反，東宮中搜出皂甲，焚于此橋之南；武三思在此橋上貼大字報，致張柬之等人被貶；黃巢兵敗后為僧，依張全義于洛陽，曾繪像題詩：“記得當年草上飛，鐵衣著盡著僧衣。天津橋上無人識，獨倚欄干看落暉。”

貳

定鼎門外午橋的游興與離愁

定鼎門取名于“周武王遷九鼎，周公致太平 ”以及“成王定鼎于郟鄏”。史載周武王遷九鼎于洛陽，當時成周洛邑的南門之名即為定鼎門。隋煬帝遷都洛陽，成為第一個通過定鼎門的皇帝。之后，定鼎門相繼被唐、后梁、后唐、后周和北宋定為洛陽外郭城正門，直到北宋末年，才逐漸廢棄，定鼎門作為郭城南垣正門的時間長達五百多年。定鼎門大街更是當時洛陽最重要的街道，權要和顯貴也多聚于此。街寬百余米，長十里，兩側各有四行櫻桃、石榴、榆樹、柳樹、槐柳，臨街建筑一律都為重檐格局且飾以丹粉。政治家、文學家裴度與白居易、劉禹錫、李紳等人在《劉二十八自汝赴左馮涂經洛中相見聯句》里有“鎮嵩知表德，定鼎為銘勛。顧鄙容商洛，徵歡候汝墳。”

定鼎門外有甘泉渠，渠上有午橋。“午橋碧草”則是“洛陽八小景”之一。《窮菡記》有載，裴晉公午橋莊小兒坡，茂草盈里，晉公每牧群羊散放坡上，使雪白的羊群和如茵的青草相映成趣。還說：芳草多情，賴此妝點。“前日魏王潭上宴連夜，今日午橋池頭游拂晨。山客硯前吟待月，野人尊前醉送春。不敢與公閑中爭第一，亦應占得第二第三人。”午橋，在白居易的《和裴令公一日日一年年雜言見贈》里，是終日宴游與唱和，是退隱者最閑散、最趣味的生活方式。“二年花下為閑伴，一旦尊前棄老夫。西午橋街行悵望，南龍興寺立踟躕。洛城久住留情否，省騎重歸稱意無。出鎮歸朝但相訪，此身應不離東都。”而在他的這一首《送張常侍西歸》里，午橋頓成“別橋”，滿是離愁與悵惘。后來北宋張齊賢罷相歸洛，得午橋莊，有池榭松竹之勝，每日與親舊觴詠其間，意甚曠適，他寫詩道：“午橋今得晉公廬，水竹煙花興有余。師亮白頭心已足，四登兩府九尚書。”

午橋莊剛剛建好的綠野堂，白居易和劉禹錫皆有賀詩。“綠野堂開占物華，路人指道令公家。令公桃李滿天下，何用堂前更種花。”白居易的這首《奉和令公綠野堂種花》，讓我見識了他夸人的功夫確實了得。“位極卻忘貴，功成欲愛閑。官名司管籥，心術去機關。”而劉禹錫在《奉和裴令公新成綠野堂即書》里對裴度的夸贊，悄無聲息間也抒發了自己的胸臆。

“洛陽堰上新晴日，長夏門前欲暮春。遇酒即沽逢樹歇，七年此地作閑人。”白居易的這首《洛陽堰閑行》，在剛剛晴起來的日子里，詩人在洛陽堰上閑游，走到長夏門前，看得一片暮春景象。只要有賣酒的地方就一定要買些來喝，一邊喝酒一邊在路邊的樹下歇息。七年時間了，詩人在洛陽都是這么閑散的度過。而閑散的表達中，似乎都透露出自己的不滿。只是詩中的長夏門，成了時下洛陽的一個商業樓盤。

建春門大街與定鼎門大街一樣，寬敞而平坦。白居易在《建春門大街與皇甫庶子同游城東》寫道：“閑游何必多徒侶，相勸時時舉一杯。博望苑中無職役，建春門外足池臺。綠油剪葉蒲新長，紅蠟黏枝杏欲開。白馬朱衣兩宮相，可憐天氣出城來。”詩中博望苑，為漢代宮苑，故址位于西安，漢武帝為戾太子建，以供其交接賓客，后亦泛指太子之宮。洛南東城墻一線，從北到南依次有延慶里、靜仁里、仁風里、懷仁里、歸仁里、利仁里、永通里、里仁里，建春門便位于懷仁里與歸仁里之間。建春門北側仁風里還住過一位大詩人——杜甫，不過那時他還不會寫詩。杜甫出生在鞏縣南瑤灣村，其母早喪，他六歲前被寄養在東都建春門內仁風里，這里是他的二姑家。二姑待他很好，把他當親生兒子一般，他在這里度過了愉快的幼年時光。

叁

履道坊是他陶冶詩文的熔爐

集賢坊是裴度常住的豪宅，白居易詩中集賢坊的出現，多與他和裴度的交往有關。如這首《過裴令公宅二絕句其一》：“風吹楊柳出墻枝，憶得同歡共醉時。每到集賢坊地過，不曾一度不低眉。”仍有題注：“裴令公在日，常同聽楊柳枝歌，每遇雪天，無非招宴，二物如故，因成感情。”另一首《和劉汝州酬侍中見寄長句因書集賢坊勝事戲而問之》：“洛川汝海封畿接，履道集賢來往頻。一復時程雖不遠，百余步地更相親。朱門陪宴多投轄，青眼留歡任吐茵。聞道郡齋還有酒，花前月下對何人。”還真有有心人告訴我們，履道、集賢兩宅，相去一百三十步。

“履道集賢來往頻”，說集賢坊，就不能不說到白居易家宅所在地、與集賢坊一街之隔的履道坊。履道坊位于洛陽城外郭城的東南隅，占地十七畝。引伊水自南入城的河渠，流經坊西、坊北，又向東流入伊水。坊間遍布水塘、竹林、楊柳、果園，風光秀麗，引人入勝。隋唐時期的皇親國戚、達官貴族，有不少在此造府建園。隋文帝的長女樂平長公主和隋東都洛陽城的設計及督建者宇文愷都在履道里建有宅園。白居易晚年家居洛陽二十三年，加上二十七至三十三歲家居洛陽的七年時間，總計三十年。對白居易來說，履道坊不僅是他與家人、友人同樂的家園，更是他陶冶詩文的熔爐與寄養精神的國土。

唐武宗會昌五年(845年)春，白居易宴請胡杲、吉玫、鄭據、劉貞、盧貞、張渾六位老友聚會履道坊自己家中，并賦《七老會詩》一首，記述此事：“胡、吉、鄭、劉、盧、張等六賢，皆多年壽，予亦次焉。偶于敝舍合成尚齒之會，七老相顧，既醉且歡。”同年夏，白居易又與八位老人舉行了一次“尚齒會”。此次聚會又增加了李元爽、禪僧如滿兩位老人。詩人在《九老圖詩》中記曰：“其年夏，又有二老，年貌絕倫，同歸故鄉，亦來斯會。”

歸仁坊是“牛李黨爭”牛黨黨魁牛增孺任東都留守時的宅第。他與白居易對各自府邸都進行了精心的修造打理，關于里坊園林之事多有唱和，因“小灘”寄答，成一時佳話。白居易巧妙利用水流之勢，在墻下放置巨石，并使伊水嵩石相激而成潺潺之聲。“石淺沙平流水寒，水邊斜插一漁竿。江南客見生鄉思，道似嚴陵七里灘。”詩人把這首《新小灘》也寄給了朋友牛增孺，詩中表達了自己刻意求工于履道坊隱逸氛圍的營造，而不苛求于傳統隱者對深谷林泉的真實感受。牛增孺很快回復《答樂天見寄履道新小灘詩》：“請向歸仁砌下看。”全詩雖只有一句七字，卻看得出牛增孺的直率與豁達里，還有盎然的風趣。白居易也不含糊，一首《贈思黯》：“為憐清淺愛潺湲，一日三回到水邊。若道歸仁灘更好，主人何故別三年。”后來仍覺得不過癮，再就歸仁坊小灘寫了一首長詩《題牛相公歸仁里宅新成小灘》，“曾作天南客，漂流六七年。何山不倚杖，何水不停船。巴峽聲心里，松江色眼前。今朝小灘上，能不思悠然。”詩的末尾這幾句，讓我們看到了歷經宦海浮沉后的白、牛二人，對坐臥遂性、身心自在的“吏隱”狀態感到滿足。

武宗會昌六年(846)初秋，白居易逝世于洛陽履道坊。唐宣宗李忱寫詩悼念：“綴玉聯珠六十年，誰教冥路作詩仙？浮云不系名居易，造化無為字樂天。童子解吟《長恨》曲，胡兒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滿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愴然。”這位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字里行間留下了太多關于唐代洛陽里坊的記憶。今天的我們，或可從白詩的里坊間，感受到千百年前他們對自然、格局、規制的認知與情感，打量千百年后我們對城市、道路、居所的傳承與更新。